【你/我眼中的遊行】資深同運份子──賴正哲

以同運前輩稱呼賴正哲(以下簡稱阿哲)一點也不為過,在早期社會對「同志」身分仍避之唯恐不及時,阿哲即開始經營一家專屬於同志族群的書店,並投身於同志運動。當被問及第一屆同志遊行(2003年)之前的社會氛圍,及那時累積的運動能量如何促發首次遊行,如同「同運活寶典」的他描繪出網路尚未發達、各種組織活動蓬勃生長的社運年代:

「那時候的氛圍跟現在非常不一樣,網路還沒那麼發達;簡單來說,同運最早是在1990年代成立的《我們之間》雜誌開始發聲,後來經過整個90年代的洗禮,同志諮詢熱線、同光教會也成立了,很多組織慢慢形成、運作,那時候大家就聚在一起想,書店、酒吧都有了,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呢?剛好那時候公部門有一筆經費,而當時世界各地的大都市已有同志遊行,但臺灣還未舉辦過。」

阿哲認為遊行在當時別具意義,因為是「一項公眾的活動,或是說『現身』的機會,同志需要集體地出現在公共領域,社會才會明白真的有這麼一個族群。」

在多年參與籌備遊行的過程中,阿哲覺得第五屆遊行(2007年)可說是個轉捩點,那時他與王蘋、喀飛、大尾、嘉雯在性別人權餐會結束後,討論該怎麼才好?當時已是六月,距離九月的遊行日期不到三個月,時間非常倉促;沒想到那一年開始,遊行變得聲勢浩大、相當有組織性,嘉雯在當時幾乎一個人負擔起所有行政工作。那是第一次做彩虹地景,也就是遊行群眾有個集體行動,在忠孝東路上舉起旗子、拼出六色彩虹旗。

「說來也好笑,同志文化本來就是五彩繽紛、怪裡怪氣什麼都有,而非集體做同一件事;做彩虹地景卻有點像是我們國高中時代運動會舉牌的行為。但那時候因為希望在媒體上有一些特別的畫面呈現,所以做了彩虹地景,後來演變成每年同志遊行都會固定發想的行動。印象中是在那一年之後,參與遊行的人數有所突破,大家也不再像第一屆參加時那樣遮遮掩掩了。也很感謝早期頭幾次的遊行發起人,因為他們辛苦地接續,遊行才沒有中斷。」

他也提及每年遊行路線的變化及與空間本身意義的連結;第一年從二二八公園走到紅樓,起終點皆為同志聚集地點,路線雖短,但以當時的社會氛圍來說,已是一大突破。後來覺得應該要與社會大眾對話,所以路線選在人潮眾多的忠孝東路,遊行終點也曾落在市政府、國父紀念館;近幾年都選在凱道總統府前,阿哲強調:「我覺得意義重大的是,我們(同志)在凱道辦活動,使臺灣社會在國際人權的面貌更多元化。」

參與第一屆遊行時,阿哲特地扮裝為虞姬,一方面紀念同年四月一日去世的張國榮,另一方面也刻意凸顯同志文化中的扮裝反串元素,因為「性別本應被不斷嘲諷、翻轉,具備各種可能性與想像的具體實踐」。如此一來,扮裝不僅只是為了參與遊行而「打扮得漂漂亮亮」,更是透過行動展現訴求,因為「遊行是很有力量、爭取群眾權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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