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強制性同性戀轉化治療的現狀與個案探討 在當今社會，同性戀者的權益和接受度在全球範圍內逐漸提高，但仍有許多國家和地區存在著對同性戀者的偏見和歧視。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且文化傳統深厚的國家，對於同性戀議題的處理也顯得複雜多樣。2017年11月16日，一則關於中國同性戀者面對的挑戰和壓力的報導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報導中提到，中國曾有支持同志的團體到提供轉化治療的診所門外抗議，反對這種旨在改變同性戀者性向的所謂「治療」。非政府組織人權監察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強制性「同性戀轉化治療」的報告，該報告罕有地訪問了一些曾接受「治療」的人士，他們提供了有力的親身證言，揭露了這種治療的殘酷現實。 世界精神醫學會早已將「同性戀轉化治療」定義為違反道德、缺乏科學根據且具有傷害性的行為。然而，在中國，這種治療不僅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在某些地方仍在進行。報告詳細探討了17宗個案，這些人從2009年到2017年間接受了包括強制服用藥物、接受電擊療法、以及遭受言語及精神虐待等「治療」。 這些所謂的「治療」不僅對受害者造成了深遠的心理和身體傷害，而且還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醫生和診所可以通過治療同性戀者來收取高額費用，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人道和專業倫理。 報導中還提到了家庭壓力的問題。許多被迫接受轉化治療的個案都是在對家長「出櫃」後發生的，這些家長對自己孩子的性向感到「可恥」，從而施壓讓他們接受治療。這種來自家庭的壓力，加上社會的偏見，使得許多同性戀者處於極度困難的境地。 儘管中國社會對「同志」議題的意識有所提高，並且在大城市中可以看到一些活躍的同性戀活動，但倡議團體指出，仍有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同性戀者因家庭壓力選擇不出櫃，甚至選擇與異性結婚，隱藏自己的真實性向。 這份報導不僅揭露了中國同性戀者面臨的挑戰，也呼籲社會各界關注和支持同性戀者的權益，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和虐待。只有通過理解、接納和尊重，我們才能共同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會。

"探討同性戀家庭中的倫理、愛與生育之旅" 對於許多人來說，家庭的概念是傳統而固定的：一男一女結合，生育並撫養孩子。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對於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認識加深，「家庭」的定義也在逐漸擴展，包含了各種形式的愛與組合。同性戀家庭，作為這個多元家庭中的一員，其內部的關係與挑戰往往被外界忽視或誤解。今天，我們將探討一個特殊的同性戀家庭故事，這不僅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挑戰，也是對愛的極致詮釋。 故事的主角是一對女同性戀夫婦，她們渴望擁有自己的孩子，這是她們愛的結晶。然而，由於生理限制，她們無法像異性戀夫婦那樣自然生育。於是，她們決定尋求科技的幫助，並且想到了一個特別的方法：請求其中一方的親生哥哥捐精。 這個決定無疑是充滿爭議的。首先，它打破了傳統的血緣關係認知，孩子的生物學上的父親同時也是其舅舅。這種關係在傳統倫理中是難以被接受的。其次，這個選擇也讓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對於捐精的哥哥來說，他不僅要面對自己的生活變化，還要面對外界的眼光和壓力。而對於這對夫婦來說，她們不僅要承擔生育的風險和經濟壓力，還要面對家庭內外的各種質疑和不理解。 然而，愛是這個故事的核心。這對夫婦的愛讓她們勇敢地面對所有的挑戰，她們的家人也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了對愛的支持和理解。哥哥最終同意捐精，不僅是因為對妹妹的愛，也是對家庭的支持。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家庭不僅是血緣的聯繫，更是愛和支持的聯繫。 這個故事也引發了我們對於家庭、愛和倫理的深思。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家庭的形式在不斷變化，愛的表達也更加多樣。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變化？我們又應該如何定義家庭和愛？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每個人去思考。 在這個特殊的同性戀家庭故事中，我們看到了愛的力量，也看到了家庭成員間無條件的支持和理解。這是對傳統家庭觀念的一次挑戰，也是對愛的一次深刻詮釋。讓我們用更開放的心態去接納和理解這個多元化的世界，因為在愛面前，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Livia Tresch：從黑暗童年到蘇黎世同性戀圈的見證者 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莉維亞·特雷施（Livia Tresch）在瑞士蘇黎世的同性戀圈子中找到了自我。作為一名私生女、寄養兒童和女同性戀，她的童年充滿了黑暗。然而，正是在這個被視為平行世界的社群中，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並成為了當時這個社群的見證者。 !(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3/09/f298fba9a146b3c2e8d1e9fa07780908-liva-tresch---klaus-petrus-4866-data.jpg) *莉維亞在她蘇黎世的家中。攝影：克勞斯彼得* 莉維亞的故事是一段艱難旅程的縮影。她的成長過程中充滿了挑戰：從被送養、遭受虐待，到對自己性取向的掙扎和接受。在那個年代，同性戀在社會上是不被接受的，被視為「臭豬、骯髒、變態和有病」。莉維亞甚至曾經尋求心理治療，希望能變得「正常」。但最終，她學會了接受自己的真實身份。 莉維亞的轉折點來自於她首次踏入蘇黎世的同性戀俱樂部「藍色天空」。在那裡，她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充滿了理解和接納的社群。她驚訝於那些男性同性戀者的禮貌和體面，這與她對男性的既定印象截然不同。這個經歷對她來說是一次啟示，讓她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 !(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3/09/58ea037ecd22e44ec9985677d6e20f9a-liva_tresch_insert-data.jpg) *喧鬧的氣氛、華麗的服飾、香菸和酒精：蘇黎世Barfüsser酒吧，1963年。攝影：Liva Tresch/Sozialarchiv.ch* 莉維亞的故事不僅是關於同性戀社群的生活，也是關於個人尋找自我認同的旅程。她的經歷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於性少數群體的偏見和歧視，以及這些群體如何在壓迫中尋找力量和團結。莉維亞通過攝影記錄了這個社群的生活，她的作品成為了珍貴的歷史檔案，為後人提供了一個窺視過去的窗口。 莉維亞的故事告訴我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能找到光明和希望。她的生活證明了接受自己、愛自己的重要性，以及在困難中尋找和創造屬於自己的空間的勇氣。莉維亞·特雷施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生存、愛和接納的故事，是對所有人，特別是性少數群體成員的鼓舞和啟發。

香港同志夫夫爭取平權案件：或改寫歷史的公務員與機師之戰 在香港，一對同性伴侶的愛情故事正在改寫歷史。2018年8月2日，BBC中文網報導了香港公務員梁鎮罡和英國籍機師史葛的故事，這對夫夫因為爭取平等權利而走到了同志運動的前線。 梁鎮罡與史葛於2014年在新西蘭註冊結婚，但回到香港後，他們發現自己無法享有異性戀夫妻所擁有的配偶福利，包括稅務優惠等。這對他們來說，雖然這些福利在經濟上不算重要，但他們認為自己有能力也有家人的支持，應該站出來為同志社群爭取應有的權利。 於是，他們在2015年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給予他們平等待遇。初審時他們勝訴，但政府隨後上訴成功。2018年，他們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這個案件將由香港終審法院作出最終裁決。 這場訴訟不僅是對他們個人權益的爭取，也可能影響到日後香港同志伴侶能否爭取到與異性戀者同等的權益，甚至成為同性婚姻相關案件的參考案例。這對夫夫的故事，無疑成為了香港同志運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 梁鎮罡與史葛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愛、勇氣和堅持的故事。他們的案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不僅是因為他們為同志社群爭取權利的勇氣，也因為他們的愛情故事觸動了許多人的心。 在香港這個多元但保守的社會中，梁鎮罡與史葛的故事提醒我們，愛情不應受到性別的限制，每個人都應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他們的鬥爭，不僅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所有渴望被平等對待的人。 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們期待香港能夠成為一個更加包容和平等的地方，讓每個人都能自由地愛和被愛，不受歧視和偏見的束縛。梁鎮罡與史葛的故事，將永遠是這場爭取平等和尊嚴鬥爭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瑞士農業領域對性少數群體的挑戰：需要改變的時刻 在瑞士的農業領域，性少數群體的處境仍然充滿挑戰。儘管瑞士在保障性少數群體權利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對於那些身處農業領域的女性同性戀者或變性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依然艱難。Prisca Pfammatter的研究揭示了這一點，她的研究不僅在荷蘭獲得了獎項，更重要的是，它向我們展示了瑞士農業領域亟需改變的現實。 !(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2/03/9cb2b516c800ad6cda14397f3d69e58a-465612206_highres-data.jpg) © Keystone / 克里斯蒂安·博伊特勒 Prisca Pfammatter的研究指出，雖然在美國和魁北克等地已經開始出現LGBTIQ農民協會，但在瑞士，同性戀者或變性人在農業領域中仍然是難以被接受的身份。這些農民往往選擇隱藏自己的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因為他們擔心無法得到他人的認可。 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Pfammatter訪問了四位女同性戀或變性者，並參觀了她們的農場。她發現，女同性戀農民不僅因為性別而受到歧視，還因為性取向而面臨更多困難。這些困難不僅來自於工作環境，更多的是來自於社會的偏見和歧視。 !(https://www.swissinfo.ch/content/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22/03/b72a5d279f924bf0999a2447dfc1c161-pass-data.png) LDD Pfammatter認為，為了讓農業領域更具包容性，需要改革培訓系統。她指出，瑞士的農業培訓系統分成兩條完全不同的軌道，一條是專門為女性設計的，另一條則主要是男性參加。這種分工促成了一種明確且傳統的性別角色分配，限制了女性在農業領域的發展。 為了打破這種傳統的性別角色分配，Pfammatter建議將這兩種培訓融合在一起，創造更多的平等機會。她認為，人們從事的工作應該基於他們的興趣、技能或時間安排，而不是性別。 在瑞士農業領域中，性少數群體的處境仍然充滿挑戰。但通過像Prisca Pfammatter這樣的研究和努力，我們可以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改變，讓農業領域成為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工作環境。

安娜·薩瓦伊：紐西蘭出生的多才多藝女星，探索她的性取向與性別認同 安娜·薩瓦伊：跨越界限的娛樂之星 在當今多元化和包容性日益成為全球焦點的時代，安娜·薩瓦伊的故事無疑是一股清新之風。這位出生於紐西蘭的日本女演員、歌手和舞者，以其多才多藝和迷人的性格，在娛樂界佔有一席之地。從《忍者刺客》到《F9》，再到《彈珠機》和《幕府將軍》，安娜的演藝生涯證明了她的多面才華和對藝術的熱愛。 安娜的早年生活充滿了音樂和藝術的氛圍，她的母親是鋼琴老師和歌劇演員，而父親則在電子公司工作。這樣的家庭背景為她日後的藝術之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小學習彈鋼琴和唱歌，到參加各種舞台製作和比賽，安娜的藝術之路從未停歇。 在搬到日本橫濱後，安娜的娛樂事業進入了新的階段。她加入了娛樂公司Avex，成為練習生，並在電視作品《安妮》中首次亮相。她的好萊塢之旅也從電影《忍者刺客》開始，她在其中飾演了一名年輕忍者，展現了她的演技和武術技巧。 除了演戲，安娜還是日本女子組合Faky的前成員。該組合以其雙語歌曲而聞名，歌曲融合了流行和R&B流派，並解決了女權主義、LGBTQ+權利和心理健康等社會問題。安娜用日語和英語演唱，展示了她的聲樂和舞蹈技巧。 關於安娜的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有許多猜測和謠言。然而，根據最新報導和消息來源，安娜不是同性戀也不是跨性別者。她是異性戀，並且是順性別者，意味著她認同她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安娜對自己的性取向和性別感到舒服和自信，並且過去曾與男性有過一些關係和約會經歷。 安娜在先前的訪談中也曾表示，她非常注重隱私和保守，不喜歡分享太多關於自己或家人的資訊。她更喜歡讓她的粉絲和追隨者了解她的專業項目和成就，而不是她的個人事務。 安娜·薩瓦伊是娛樂界最有才華和最有前途的女演員之一。她的故事不僅是關於她的藝術成就，更是關於她如何在多元化和包容性日益成為全球焦點的時代中，保持自信和真實的故事。安娜是許多人的榜樣和靈感來源，尤其是那些渴望追隨她腳步的年輕女性。无论她的性取向或性別如何，她都充满自信和光芒四射，不会让任何人或任何事阻止她实现自己的梦想。

推動性別中立公共設施：吳家霖的故事與挑戰 在多元與包容的時代浪潮下，性別議題逐漸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吳家霖，一位非二元性別者，近年來在加拿大溫哥華積極推動性別多元與包容性的公共空間設計，特別是公共洗手間和更衣室的設計。他的故事，不僅是對自我認同的探索，更是對社會進步的貢獻。 早在2013年，吳家霖就開始協助溫哥華市政府等機構，聽取華裔社群以及LGBTQ社群的意見，為設計能包容所有性別的公共洗手間、更衣室提出建議。他的工作不僅是一份職業，更是他對社會正義和平等的追求。 吳家霖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目前任職於非營利機構。他的經歷和努力，為性別多元和包容性的社會設計提供了實際的參考和啟示。他向加廣中文的記者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分享了作為一位非二元性別者的生活經驗和感受。 吳家霖表示，自己是非二元性別者，身體的性特徵完全是女性，但自我性別認定是男性。他的性別指涉是they/them，這反映了他對於性別認同的理解和尊重。他的故事，讓我們看到了性別多元背後的人性光輝和勇氣。 他的童年經歷特別引人注目。吳家霖回憶說，從三四歲開始就知道自己不喜歡女孩打扮，討厭穿裙子。這段經歷，不僅展現了他對自我認同的早期探索，也反映了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刻板期待如何影響個體的成長。 吳家霖堅信，考慮到所有人的設計才能讓所有人受益。這一理念指引著他的工作和倡議。他提到，許多人很早就體驗到了，最好的設計是考慮到每個人需求的設計。無論是溫哥華的公園局性別多元包容委員會，還是列治文市新建的社區中心游泳館，都體現了性別中立設計的重要性和實用性。 然而，在推動性別中立公共設施的過程中，吳家霖也遇到了挑戰。在華裔社區，性別中立、不分性別洗手間一直是非常有爭議的話題。華裔資深時事評論家姚永安（Gabriel Yiu）指出，當社會接受性小眾之後，性別中立廁所是理所當然的發展。這反映了社會對於性別多元和包容性的逐步認識和接受。 吳家霖是少數的華裔社群LGBTQ人士站在公眾面前，持續發聲，呼籲建立性別中立洗手間等公共設施。他的勇氣和堅持，不僅為性別多元社群發聲，也為社會的進步和包容性做出了貢獻。他希望，通過教育和倡議，能夠逐漸把包容性變成公眾常識，讓每個人都能在多元和包容的社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Keluarga Terpecah: Anak Perempuan Mengidentifikasi Dirinya Sebagai Transgender, Pengalaman Memilukan Seorang Ibu Medis [Kisah Nyata Sebagai seorang dokter, Yalan mengatakan kepada putrinya bahwa jenis kelamin tubuh manusia ditentukan oleh gen dan tidak dapat diubah dengan operasi. "Terlahir di tubuh yang salah" adalah sebuah kebohongan besar. Foto di atas adalah unjuk rasa menentang transgenderisme pada 21 Januari 2023 di pinggiran kota San Diego County, California. (Diwawancarai oleh Mingzhu Xue, koresponden Epoch Times di San Francisco, dan dilaporkan bersama oleh Yifan Yi, koresponden fitur) Putri imigran Tiongkok Yalan, yang percaya bahwa dirinya adalah laki-laki, tidak diizinkan untuk memberi tahu orangtuanya oleh pihak sekolah, dan telah menyembunyikannya sejak lama. Yalan tidak pernah membayangkan, bagaimanapun juga, bahwa hal seperti itu akan terjadi pada keluarganya sendiri. Dalam sebuah wawancara baru-baru ini dengan Epoch Times, Yalan menceritakan rasa sakit luar biasa yang dialaminya. Yalan adalah seorang dokter yang berimigrasi ke Amerika Serikat dari Tiongkok bersama suaminya pada tahun-tahun awal. Pasangan ini, keduanya beragama Kristen, tinggal di tengah-tengah negara dan memiliki tiga orang anak - dua anak laki-laki dan seorang anak perempuan. Putri bungsu mereka, Mei Hui, lahir di Amerika Serikat pada tahun 2004 dan berusia 19 tahun. Dalam benak Yalan, Mei Hui adalah anak yang sangat baik, "Kemajuannya dalam pelajaran matematika sekitar dua tahun lebih cepat daripada anak-anak lain, dia sangat pekerja keras, disiplin, baik hati, dan anak yang sangat baik. Kami tidak pernah khawatir akan terjadi sesuatu yang tidak beres dengannya." Namun, Mie tiba-tiba memberi tahu orang tuanya ketika dia akan berusia 18 tahun bahwa dia adalah seorang transgender dan harus mengubah jenis kelaminnya ketika dia berusia 18 tahun. Yalan dan suaminya bingung, "Sungguh sebuah kejutan yang luar biasa! Mereka tidak pernah tahu bahwa putri mereka mengidentifikasi diri sebagai transgender. Kemudian Mie mengatakan kepada orang tuanya bahwa ketika ia memasuki masa puber pada usia 12 atau 13 tahun, tubuhnya mengalami beberapa perubahan dan ia merasa tidak nyaman. Kebetulan saat itu guru sekolahnya berbicara tentang hal-hal seperti transgender dan LGBT (singkatan dari lesbian, gay, biseksual dan transgender). Mie memiliki pertanyaan pada saat itu tentang apakah dia juga memiliki masalah ini. Yalan menyadari bahwa Mie tidak banyak berbicara dengan orang tuanya setelah ia masuk SMA. Namun pasangan ini tidak menganggapnya terlalu serius, mereka berasumsi bahwa hal tersebut dikarenakan sang anak memasuki masa puber dan menjauhkan diri dari orangtuanya. Yalan baru mengerti setelahnya: ketika Mei Hui memberi tahu seorang guru di sekolah tentang identitas dirinya sebagai seorang transgender, guru tersebut menyuruhnya untuk tidak memberi tahu orangtuanya, "Orangtuamu beragama Kristen, jika kamu memberi tahu mereka, mereka tidak akan menginginkanmu, apa yang akan kamu lakukan?" "Jika kamu tidak memberi tahu mereka, kami akan merahasiakannya untukmu." Ketika Mihue berusia 16 tahun, ia secara terbuka mengakui bahwa ia adalah seorang laki-laki di sekolah, mengganti namanya, dan dipanggil dengan nama barunya oleh para guru dan teman sekelasnya di sekolah. Mie awalnya mengira bahwa setelah coming out (orang LGBT menyebut tindakan mengungkapkan identitas gender seseorang sebagai 'coming out'), tekanan akan hilang dan dia akan merasa lebih baik. Namun suasana hatinya tidak menjadi lebih baik, malah semakin memburuk. Tuan dan Nyonya Yalan masih belum menyadari hal ini, tetapi mereka menyadari bahwa Mei Hui mulai menderita insomnia parah dan ketidakstabilan emosi, bahkan terkadang menyayat dirinya sendiri dengan pisau. Bahkan, Mei Hui mengalami pergolakan batin karena perubahan jenis kelaminnya, dan dia tidak berani berkomunikasi secara normal dengan orang tuanya. Yalan berkata, "Karena semua orang menyuruhnya untuk tidak memberi tahu kami." Setelah Yalan merasakan kondisi putrinya, ia mulai mencoba untuk berkomunikasi dengannya, namun tidak mengetahui apa yang terjadi dengan putrinya. Setiap kali Yalan menelepon sekolah untuk bertanya kepada konselor bagaimana keadaan anak dan apakah ia melihat adanya masalah, guru sekolah mengatakan, "Tidak apa-apa, tidak apa-apa, dia sangat baik." Kakak laki-laki Mei Hui, kakak ipar, dan kakak laki-laki kedua, telah mengetahui tentang Mei Hui sejak lama, tetapi mereka semua telah dicuci otaknya oleh sekolah, dan mereka semua memperingatkan Mei Hui untuk tidak membicarakannya dengan orang tuanya. Dokter anak Mei Hui tidak hanya menyembunyikannya untuknya, tetapi juga berinisiatif menelepon klinik transgender untuk membuat janji temu untuk Mei Hui. "Dia bahkan mengganti namanya di sekolah, sehingga guru-gurunya tahu tentang kondisinya, teman-teman sekelasnya tahu, mungkin orang tua mereka juga tahu, dan masyarakat juga tahu," kata Yalan. Yalan menambahkan, "Hanya saya dan suami saya yang tidak tahu." Yalan berkata, "Guru-guru di sekolah itu mengerikan, merekalah yang menempatkan anak saya dalam situasi ini dan membuat anak saya melawan orangtuanya." Diberi tahu ketika sudah terlambat Setelah dirahasiakan selama beberapa tahun, baru pada tahun terakhir Mie di sekolah menengah atas, Yalan pertama kali mengetahui kebenaran tentang Mie. Pada Oktober 2021, Mie berada di tahun keempat sekolah menengah atas (kelas 12) dan akan lulus dalam waktu lebih dari setengah tahun. Sekolah mengadakan konferensi orang tua-guru untuk bulan pertama sekolah, dan Mie khawatir seorang guru tidak sengaja terpeleset saat ibunya tiba di sekolah sebelum memberi tahu orang tuanya bahwa ia adalah transgender dan memberinya nama laki-laki. Meskipun Yalan dan Mr sangat terkejut, mereka berusaha untuk menjaga emosi mereka. Mereka bertanya kepada Mie apa rencananya. Mie mengatakan bahwa dia akan melakukan operasi ganti kelamin ketika dia berusia 18 tahun. Pada saat itu, hanya tersisa 2 bulan sebelum dia berusia 18 tahun, dan menurut hukum di Amerika Serikat, pada usia 18 tahun, dia sudah dewasa dan dapat melakukan segala sesuatunya sendiri. Yalan dan suaminya benar-benar bingung. Sebagai seorang dokter, Yalan mengatakan kepada putrinya bahwa jenis kelamin manusia ditentukan oleh gen dan tidak dapat diubah dengan operasi atau cara lain. Apa yang disebut perawatan transgender ini sangat berbahaya bagi kesehatan tubuh manusia. Tugas seorang dokter seharusnya menyelamatkan nyawa, tetapi saat ini dokter justru memutilasi tubuh remaja yang sehat dengan obat-obatan dan operasi, yang merupakan perilaku yang sangat tidak etis dan hal yang salah untuk dilakukan. Tapi Mi-Huei tidak mendengarkan sama sekali, dan dia percaya bahwa dia terlahir di tubuh yang salah. Yalan mengatakan bahwa tubuhnya sudah sehat sejak ia masih kecil dan tidak ada yang salah dengan tubuhnya, dan pikirannya lah yang menjadi masalah. Mie kemudian berkata, "Pikiran saya seperti itu, jadi saya akan mengubah tubuh saya." Yalan tidak punya cara untuk meyakinkan putrinya. "Kami datang dari daratan Tiongkok dan telah mengalami banyak hal, tetapi tidak pernah menyangka bahwa hal seperti ini akan terjadi pada keluarga kami." "Rasanya seperti menghadapi dunia." Untuk membantu putrinya agar tidak menjadi transgender, Yalan mencari bantuan ke mana-mana, namun ia merasa kesulitan. "Semua orang mendorongnya untuk menjadi transgender, semua orang mendukungnya untuk menjadi transgender," katanya. Yalan berkata, "Kami mencari bantuan ke mana-mana, ke gereja, ke teman-teman di sekitar kami, dan kami tidak bisa menemukan bantuan apa pun. Tidak ada yang membantu kami, semua orang mendukung kami menjadi transgender, dan semua orang tua dari anak-anak yang kami besarkan hanya diam saja." Salah satu orang tua bahkan mendatangi mereka dan berkata, "Anakmu bisa melakukan apa pun yang dia inginkan, dia bahagia, kamu harus mendukungnya. Yalan dan suaminya berusaha keras mencari konselor yang jujur untuk berkonsultasi dengan putri mereka untuk mengetahui apakah ia menderita penyakit mental, namun mereka tidak dapat menemukannya. Yalan mengatakan bahwa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merican Academy of Paediatrics, dan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semuanya mendukung dan mengafirmasi transgender. "Semua asosiasi medis seperti ini, selama Anda mengatakan bahwa Anda memiliki kecemasan gender, semua organisasi ini menegaskan identitas gender Anda dan mendorong Anda dengan keras, memaksa Anda untuk minum obat dan menjalani operasi untuk mengubah jenis kelamin Anda," katanya. Yalan mengatakan bahwa tidak hanya sektor medis dan pendidikan yang disusupi dan disumbat, tetapi bahkan seluruh masyarakat telah dikontrol dengan isu transgender, bahkan gereja-gereja pun tidak terkecuali. Banyak gereja sekarang memiliki bendera pelangi (bendera yang melambangkan komunitas LGBT) yang digantung di depan pintu mereka. Yalan telah mencoba mencari bantuan dari gereja, tetapi di beberapa gereja di dekat rumahnya, tidak ada yang berani membicarakannya, dan bahkan pendetanya pun bungkam. "Perasaan yang saya dan suami saya rasakan adalah bahwa kami melawan dunia dan tidak memiliki kekuatan sama sekali. Ada tekanan dari semua pihak, dan semua orang menentang Anda. Kami merasa putus asa." "Kami ditinggalkan sendirian dalam kegelapan tanpa ada yang bisa diajak bicara." Bayi kami akan berusia 18 tahun dalam dua bulan, tetapi saya tidak bisa berbuat apa-apa, tidak ada yang bisa saya lakukan," kata Yalan. Semua orang mendesaknya (untuk mengubah jenis kelaminnya), dan dia sudah tumbuh begitu besar sehingga saya tidak bisa memaksanya. Tidak ada yang bisa kami lakukan selain memohon kepada Tuhan." Setelah Mi-Huei mengaku kepada orangtuanya, kondisi mentalnya semakin memburuk dan insomnia yang dideritanya di malam hari semakin parah, sehingga ia tidak dapat pergi ke sekolah selama beberapa hari. Karena dia melewatkan begitu banyak kelas, Mie hampir tidak lulus. Pada bulan Mei 2022, Mie meninggalkan rumah setelah lulus SMA. Yalan dan suaminya sangat bangga dengan keluarga mereka. "Saya dan suami saya sangat bangga dengan keluarga kami, dan semua usaha kami adalah untuk keluarga ini. Kami sangat mencintai anak-anak kami dan melakukan yang terbaik yang kami bisa untuk memberikan mereka lingkungan yang terbaik." Yalan berkata, "Tetapi keluarga kami benar-benar terpecah karena kejadian ini." "Amerika sedang mengalami 'Revolusi Budaya'." Yalan menyesalkan fakta bahwa meskipun Mei Hui menderita tekanan mental yang parah, dia unggul dalam semua mata pelajarannya hingga tahun ketiga di sekolah menengah, mendapatkan nilai A di setiap mata pelajaran, dan bahwa anak yang luar biasa seperti itu dianiaya sedemikian rupa sehingga dia tidak bisa beristirahat, tidak bisa tidur, ingin melukai diri sendiri, bunuh diri, dan hampir tidak lulus, dan orangtuanya bahkan tidak dapat mencoba untuk memahaminya, jadi mengapa hal ini terjadi? Yalan dan suaminya mengalami Revolusi Kebudayaan di Tiongkok, dan dia percaya bahwa apa yang terjadi di AS sangat mirip dengan Revolusi Kebudayaan di Tiongkok. "Anak-anak ini seperti Pengawal Merah, mereka ingin menghancurkan budaya tradisional, memecah belah keluarga, dan memutuskan hubungan dengan orang tua mereka, yang hampir sama dengan Revolusi Kebudayaan," katanya. "LGBT telah berubah menjadi sebuah kepercayaan bagi anak-anak, seperti halnya komunisme, yang di permukaan tampak mengejar kesetaraan, toleransi dan kemajuan, namun sebenarnya menginginkan semua orang menjadi LGBT," kata Yalan. Yalan percaya bahwa ada kekuatan di balik gerakan transgender yang berusaha untuk mendapatkan kekuasaan dengan mempromosikan transgenderisme, yang digunakan untuk mengendalikan semua orang ini. Kekuatan ini menghancurkan fondasi terpenting masyarakat - keluarga, etika, dan moralitas. Ini seperti Revolusi Kebudayaan Partai Komunis Tiongkok, yang disebut "menghancurkan yang lama dan membangun empat yang baru", yang menghancurkan semua konsep tradisional, keluarga, dan tatanan. Hal-hal ini sekarang terjadi di Amerika Serikat. "Siapa yang tidak tahu bahwa gender itu adalah pria dan wanita?" Yalan berkata, "Sekarang untuk membuat semua orang mengakui bahwa gender bukan hanya laki-laki dan perempuan, tetapi ada puluhan jenis lainnya, yang dengan sendirinya merupakan pencucian otak, kampanye politik untuk membuat semua orang berbohong. Ini menakutkan, persis seperti Komunis." "Perasaan yang saya dan suami saya rasakan adalah bahwa kami sedang melawan dunia dan tidak memiliki kekuatan sama sekali. Ada tekanan dari semua sisi, semua orang menentang Anda. Kami sangat putus asa." "Akan ada pembalasan, dan kita semua harus membayar harga yang sangat mahal untuk ini." Setelah Mie mengaku kepada orang tuanya, kondisi mentalnya semakin memburuk dan insomnia yang dideritanya di malam hari menjadi sangat parah sehingga ia tidak dapat pergi ke sekolah selama beberapa hari. Karena dia melewatkan begitu banyak kelas, Mie hampir tidak lulus. Yalan dan suaminya dulu sangat bangga dengan keluarga mereka. "Saya dan suami saya sangat bangga dengan keluarga kami dan semua usaha kami adalah untuk keluarga ini. Kami sangat mencintai anak-anak kami dan melakukan yang terbaik yang kami bisa untuk memberikan mereka lingkungan yang terbaik." Yalan berkata, "Tetapi keluarga kami benar-benar terpecah karena kejadian ini." "Amerika sedang mengalami 'Revolusi Budaya'." Yalan menyesalkan fakta bahwa meskipun Mei Hui menderita tekanan mental yang parah, dia unggul dalam semua mata pelajarannya hingga tahun ketiga di sekolah menengah, mendapatkan nilai A di setiap mata pelajaran, dan bahwa anak yang luar biasa seperti itu dianiaya sedemikian rupa sehingga dia tidak bisa beristirahat, tidak bisa tidur, ingin melukai diri sendiri, bunuh diri, dan hampir tidak lulus, dan orangtuanya bahkan tidak dapat mencoba untuk memahaminya, jadi mengapa hal ini terjadi? Yalan dan suaminya mengalami Revolusi Kebudayaan di Tiongkok, dan dia percaya bahwa apa yang terjadi di Amerika Serikat sangat mirip dengan Revolusi Kebudayaan di Tiongkok ....

加州性别教育引发争议：父母或将失去孩子？【内幕揭秘】 加州的性別教育是從學校開始的，孩子們從很小就被灌輸「跨性別」的概念。這種教育方式引起了廣泛的爭議和關注。最近在加州眾議院通過的AB957法案更是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該法案規定如果父母不同意孩子選擇跨性別，將失去監護權和探視權。 根據《加州內幕》節目的報導，加州的性別教育從學校開始，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跨性別的概念。如果孩子選擇跨性別，學校會以「為孩子提供安全的生活空間」為由對家長保密，這使得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和生活狀況一無所知。 在一個名為《性別轉換：不為人知的現實》的原創紀錄片中，記錄了一位母親的女兒在變性後輕生的悲劇，以及其他少年在變性後的悔恨。這些真實的故事讓人深思，引發了對於加州性別教育的質疑和反思。 一位母親艾琳在節目中分享了自己的經歷，她的女兒在公校接觸到跨性別意識，並最終自稱為跨性別者。艾琳表示，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多性別」的概念，學校教育內容中融入了跨性別主義，這導致孩子們性別困惑，而父母卻對此一無所知。 另一位母親馬丁內斯則分享了自己女兒的悲劇，女兒在接受跨性別教育後做出了變性決定，最終導致自殺。這樣的故事讓人深感心痛，也讓人反思當前的性別教育方式是否合適。 加州的性別教育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爭議，人們紛紛對這種教育方式提出質疑和反對。父母們應該更加關注孩子的教育和成長，並積極參與孩子的教育過程，以確保他們得到正確的性別教育和引導。 加州的性別教育問題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健康、正確的成長環境，讓他們擁有健康的性別觀念和身份認同。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好的性別教育方式，讓每個孩子都能健康成長。

Sejarah Parade Gay dan Lesbian Taiwan, dan tema Parade Gay dan Lesbian tahun 2003~2010

Apa yang dimaksud dengan 'indahnya menjadi orang dewasa'? Makna aslinya adalah memenuhi perbuatan baik orang lain, tetapi kami telah mengembangkannya menjadi "memahami dan menghormati persetujuan orang lain".

Tahun ini adalah tahun pertama pernikahan sesama jenis di Taiwan, Aliansi Gay dan Lesbian menyerukan kepada mereka yang peduli terhadap komunitas gay dan lesbian, seperti foto jangka panjang lansia, de-stigmatisasi AIDS, pendidikan seks, kesetaraan di tempat kerja, kesetaraan pernikahan, kesetaraan penghalang, legalisasi pekerjaan seks, penduduk asli dan penduduk baru, keadilan transisi dan komunitas terkait lainnya.

Referendum anti-gay tahun ini pada akhir 2018 sudah berupaya untuk mengecualikan pendidikan LGBT dari pendidikan seks, dan Rally Alliance menyerukan kepada teman dan keluarga untuk bergabung dalam referendum tersebut.

Tahun lalu, kami berbicara tentang keramahan palsu yang ada di mana-mana, dan tahun ini kami akan berbicara tentang keramahan palsu dalam pendidikan kesetaraan gender; setiap orang memiliki ruang untuk belajar lebih banyak tentang kesetaraan gender, dan remaja adalah subjek utama pendidikan kesetaraan gender di sekolah.

作者: 陳韋臻 17 October 2012 這篇文章，寫在蘇建和案更三審再無罪定讞後。 20年的人權被禁錮，到底意味著什麼？生命的存續，遭黑暗的司法體制掌控，我們又如何看待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同志認同」在大多數的生活中，是種性身分，是性取向、性魅力、性實踐、性打造，但在更細微，卻慣常被媒體與主流社會掩蓋之處，「同志身份」應被認同為一種政治／性身分（政治性／身分），一種以性為觸媒的身分，敏感於各種結構環節中的政治問題。 我以蘇建和案作開頭，其實很糟。有人可能會說，拿人命跟同志人權比，到底是唯恐天下不亂？（雖然多數人都還記得葉永鋕）或者反廢死的人，可能嗤之以鼻：「都一樣該死。」但人權到底有什麼高下之分？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並屬三大基本人權，蘇建和等三人的不公遭遇，清晰展示生命的受威脅、自由的被剝除；但我想說的是，同志人權，是社會結構以更細膩、細微的操作，多端並行、潛在威脅基本人權的題目。別忘了，在當今社會中，自由的程度，財產累積的條件，更多是取決於政府願意賞賜給誰什麼。我們從來都不是真正活在一個「只要個人努力，生活就順心」的社會。蔡康永可以投資藝術蒐藏，在媒體拋頭露面，但他並不因此享有在台灣與伴侶結成連理的權利，享受所有獻給小康家庭的優惠，或者領養一個小孩，望子女成龍鳳。 在這裡，如果我們把同志遊行視作台灣同運的重要一環，從早期同玩節以「認識同志」的介紹性和「同志認同」的群聚性質，中途併納了一些酷兒精神，加以社會性權相關議題，走到目前第十年（從2000年第一屆同玩節算來已經第12年），這屆台北同志大遊行以「多元成家」為題，併上從去年以來台灣諸多性／別相關團體開始討論、辯論「同志婚姻權」的政治、革命、需求、結構等層次，甚至伴侶盟的修法草案出爐，今年絕對是個性身分政治的歷史截點。 但從截點向後，台灣人權歷史到底會怎麼發展？對我來說，卻是個更加悲觀的問題。在今年同志遊行聯盟舉行的「我們結／解婚吧」論壇中，卡維波發言，性身份應當與其他範疇的弱勢議題結合，另一面，同志婚姻權，應當作為革命的一環，革社會性主流的命，也革婚姻自己的命。它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終點，因此也不應是一個施捨，或如同性別平等法的作用，作為一個掩飾太平的虛假平等終點。我們的社會平等權操作，已經荒蕪又做作地抵達一個「隔離外勞卻誆稱維持動線」的地步，類似的操作，更加細緻化且狡猾地啃噬著某些表面極具政治正確的議題，性的、居住的、工作的、飲食的、生態的。事實上，我隱約的不安是：倘若今年同志遊行過後，台灣政府突然「大發慈悲」通過了同志婚姻合法，這對整個運動其實是某種面向的障礙，就像士林王家都更案的抗爭後，政府轉頭修改都更法，繼續向下，除了政府繼續漠視王家的處境之外，人民必要與更細膩、陷阱更多的法規玩不平等的遊戲，而玩遊戲的技術，則取決於也迴身更強化了階級的差異。 只是廢除死刑，無法處理冤獄問題、人民的恐懼與受害者家屬的委屈；同樣的，只給你結婚，並不會讓你的未來直直一片燦爛光明。關於未來十年，我們可以繼續努力的還很多。

作者: Vincent,  27 October 2012 前言 本文採訪同運健將殘酷兒Vincent，在許多場合都可以看到他活躍的身影，不論是坐著輪椅或是撐著拐杖，因為堅信「存在」的必要，他認為必須站出來讓大家看到殘障同志的存在，所以從2008年開始Vincent便以殘酷兒之名，號召殘障同志一起上街遊行，而他個人參與遊行的經歷更可以回溯到第一屆遊行呢！近年Vincent也擔任殘障遊行的總召，希望在同運中獲得的能量，能夠讓他幫助更多人被看見！ 正文 我的自我認同其實是晚的，一直到29歲我才終於確認自己的同志身分。在那之前，我的生命中卡了很大一部分是在殘障部分，連殘障都過不去了，根本沒有心思去顧慮其他性別的部分，因為連生活都有問題，去學校讀書也很辛苦，當時根本沒有無障礙環境。我一直到29歲才真正接納我的殘障身份，把殘障、自卑等等放到一邊去，百毒不侵！ 很巧的是，我也在那一年喜歡上我的男同事，一個很好的朋友，我終於確認自己是同志時，其實心裡很高興，我終於知道自己是誰了。我沒有經歷過害怕同志身分的這部分，因為跟我的殘障身分比起來，這是小巫見大巫，因為殘障這部分是我這輩子都解決不了的，不管我再怎麼樂觀，也都克服不了身體上的不便，我知道要在我躺在地上、埋在土裡時，才能跟我的殘障身分說再見。 我剛出道時，對同志的術語，例如1號0號也沒有很了解，在民國84、85年時，我開始在電台做同志單元，還跑去那時剛開的誠品翻性別書籍！但我也因為廣播而進入同志運動，從2003年第一屆遊行我就開始走了，那時純粹是做節目跟著走來採訪，但第二年開始就有幾次參加籌備，幾乎每年遊行都參加。第一屆遊行的路線短短的，不過讓我印像深刻，第一次看到那麼多同志，有些人扮裝，但我覺得好像回家的感覺，而且家的天空好大，是很舒服的感覺。 做「真情酷兒」廣播節目時開始組隊，我都會拉沒出櫃的朋友來一起走，那是很有成就感的，因為明年不用我說他們跑得比誰都快！不管圈內人視遊行為運動還是嘉年華，對我都ｏｋ，運動有其必要，關乎權益，須要透過立法等方面來爭取，但要求力量要夠大才能促成改變；而嘉年華其實是個保護色，對很多沒有出櫃的人，來參與遊行讓他很快樂自在，這效益是可以發酵到很大、改變很多人的！呼一天口號，可能改變不了什麼，但對族群來說效益很大，因為去過一次還會主動想來，遊行使他自在，即使一年只有一天，久了他會覺得，為什麼我一年只可以自在一天，不能一個月？那效益就出現了！這十年來遊行起的是潛移默化的效益，當你聽久看久，會覺得我也可以試著走出那一步，只要有人帶他一次，絕對會上癮，我沒有遇過拒絕再遊行的。(笑) 有些人覺得遊行好運動，期待遊行像嘉年華，我認為那就組一隊來參加阿！運動的走出來了、殘障的走出來了，那要嘉年華的也走出來吧，我一直重視「存在」，你覺得別人做的不能代表你，你就出來代表你自己，跟你觀念相同的人就會聚集，有很多想要嘉年華的人遊行就會改變了。我可以打賭，十年後遊行絕對變成嘉年華了，不管是我自己的想像或根據外國經驗，但我認為同運應該要有兩個路線，一個生活的、一個運動的，不希望是全然嘉年華或運動。嘉年華更能讓不認同同志的人走出來，可以感染社會，所以我從來不否定嘉年華，但是運動還是需要存在，因為畢竟要回到政治層面爭取權利。我期待 在嘉年華之餘，保留運動精神，但嘉年華勢不可檔，經費就是現實的考量，要維持運動一定要有經費支撐，這就是現實，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想出兼顧兩者的方法。 而歷屆遊行主題，我印象深刻的是「彩虹有夠力」，每次穿那件衣服都覺得全身都很有力量！其實走到一段，人的能量會越來越少，熱線晚會和同志遊行這兩個活動，除非有事我都會去參加，我是去吸收能量的，那種氛圍是很棒的，每年我都用這時候好好加油，補齊運動能量往下走。尤其是同運的人，越老越要參加！因為能量會一直耗損，像是熱線一直在付出就會很累，如果沒有一些感動久了會累，像是我知道很多以前參與運動的人，久了就沒有再繼續了，疲乏了休息一下還可以往下走，有些人則是完全不碰了，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是不是已經沒辦法去吸收那些能量往前走了呢？ 在同志圈參與一些運動的時候，我有想到我應該要回過頭去一下，回去找自己的殘障夥伴，沒想到一回頭就促成了殘障遊行，2010年時第一屆，去年是第二屆，這是個意外的效果；另一是成立了殘酷兒這個團體，其實從2008年我就開始嘗試用殘酷兒這個名詞，希望讓其他人看見，同志裡面有水男孩，也有非常殘缺的殘酷兒。我一直相信「存在」這個理念，當你不敢走出來時，你在群體中一定是被忽略或忽視的，有些人可能是有心、可能是無心，當他沒有看到你的時候，你如何要求別人肯定你或幫助你？因為你自己都不願意走出來。 所以我才會想要成立殘酷兒社團，這個糾結了我殘障和同志身分許多的東西，如果我不做殘障運動，社會可能覺得政府已經給殘障者很多了，其實並不然，很多東西完全都是不合適、無法使用的，一些福利補助也是齊頭式，甚至我身邊有些人因為身體的關係，從小到大都沒辦法進學校念書，這是殘障的部分。回到同志，如果殘酷兒不在同志團體出現，大家會以為沒有殘障同志，問題是絕對有，至少就我在這裡，我應該要站出來、不該缺席，要站出來才會有人看到，站出來的感覺其實不好受，我也羨慕水男孩的身體，我知道我不可能達到，但我也知道我不能退下。

作者 : 但唐謨（知名譯者及影評人） 在遙遠的過去，「同志大遊行」是個抽象名詞，一種好像跟我們有點相關，但是卻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的東西。在那個世代，人們得都從電影，網路圖片，文字紀錄，或者一些幸運的人的經驗中，去揣測去模擬同志大遊行。 但是曾何幾時，好像才一個轉身，就在最舒適的秋高時令，同志大遊行已經變成了我們每年最開心的一個事件 。如果過去的世代是所謂「集體現身」的世代，現在，就是同志遊行的世代了。感謝那些耕耘付出的人們……新世代終於被我們等到了。 對於我這樣一個很會混的人，同志遊行是一定要去湊熱鬧的。曾經參加過紐約，洛杉磯，舊金山，曼谷的同志遊行，曾經看到支持同志的舊金山警察加入了隊伍，頓時眼淚狂奔；看到國外的百貨超市也趁機表達支持，企圖獲取同志市場；看到常去的拉丁小酒吧的服務生站在花車上跟著音樂扭腰，或者是突然侵襲過鼻尖的一股大麻香甜……異國的同志遊行，眼光繚亂；然後是我們的同志遊行，沒有那麼多資源，卻有好多不一樣想法的人，帶著不同的理念，穿上自己喜歡的衣服（或者脫掉衣服），一整個百花齊放 。而且我們沒有門檻，你不用代表什麼什麼，只要你想，就可以進去一起走，穿得很爛也無所謂（就像我）。比炫我們或者比不過人家（沒那麼多錢啦），但是比多元，比爽，叫我第一名……其實每種遊行都好啊！商業化沒什麼不好！嚴肅的政治訴求也更酷，就像參加遊行可以穿西裝，穿皮革，穿旗袍，或者穿很爛。 遊行中，我是個小小的俗辣，隨著隊伍的前進，看著在花車上面的人，拿著大聲公呼喊正義宣言的熱血同志，或者一面秀身材一面開心招手的孔雀，我就像個青春期的粉絲（我還真的好敢講），睜著一對熾熱（或者飢渴）的眼神看著他們，崇拜他們，看著他們的驕傲，歎息自己永遠不是革命的料……但是，我很樂意當一個小俗辣，因為我知道，參加遊行，我就已經是台灣同志歷史的一部分了，台灣同志，就是很多像我這樣珍貴的人所組成的。跟著大家一起遊行，一起齊步向前走，就是一種驕傲了。 所以，大家週末見嘍！要找我就找穿得最爛的那一個：）

作者：沐川 相信輕熟年的同志朋友，都耳聞過Funky國際知名、風風火火的年月。從1991年開始的十八個年頭，賴二哥是Funky的老闆，有著「同志教父」的稱號，即便他並不喜歡這稱謂。 國際知名同志夜店Funky　是家也是運動發生地 二哥回憶，在40歲時經營Funky，是個偶然。年輕時為了生活，作過很多工作、也學過室內設計，於是自己擘劃了Funky的內部動線，並精心從各國蒐羅了許多擺設。二哥說，Funky不只是一家夜店，更是同志文化與同志運動的空間、發生地。面對18-35歲的主要客群，二哥的經營理念是：怎樣讓 Funky 有著家一樣的氛圍，照顧他們，讓他們不用在外四處流浪。 當然，在90年代初經營同志酒吧是很辛苦的。一開始摸索經營，賠了五、六百萬，等到漸有人氣、起色，又得面對黑道與警察的勒索、騷擾。二哥提到，以前的年代，男同志在新公園手牽手，就可能被警察抓進警局毆打；同志店家也常被警察以「違反善良風俗」之名，不斷進行歧視性臨檢。 正因為深知同志當年被歧視、被不平等地對待，二哥開始利用Funky作為同志運動的宣傳與教育空間。他利用週六下午的非營業時間，舉辦同志工作坊，主題包括壓力管理、自我成長、認識同性戀、老前輩的分享等等，自己動手掃地、搬椅子，也有一批固定班底，一起幫忙。今年的彩虹大使敬弘即是其中一員。 二哥也積極在政治圈與警察單位，進行「認識同志」的合縱連橫。當年台大Gay Chat創社社長韓家瑜和二哥一起，從政治人物的選舉，到週六夜晚把Funky的音樂停掉，把政治人物（包括龐建國、陳文茜、鄭運鵬、林奕華等）請進去見識，或邀請他們加入同志遊行。二哥自陳：「即便他們是為了選票，我也要他們的真心。」縱使有些人不見得能接受，也要他們能尊重、理解同志族群，「忽悠我一次，就不讓你選上！」二哥以嬌媚姿態，說出這句斬釘截鐵、帶著江湖氣的話。二哥也把自己的身家背景、為何要開Funky等資料，發送給市議會、警察局和派出所，要他們閱讀，也會打電話「檢查」。曾有警察讀過《我的愛人是男人》後，來向他道歉，後悔對同志族群的不合理對待。 最近，紅樓議題再度被提出，這一塊由同志經營而生的商圈，卻再度發生「同志的不被看見」。而早在2000年，二哥提出把紅樓當作台灣同志文史資料館，由新黨議員魏憶龍提案，但被民進黨封殺。 跨足心理諮商、出版與電台主持 由於自身的經歷，以及開設Funky面對年輕人的需要，二哥也跨足心理諮商、出版與電台主持。 現在，他往返兩岸教授「家庭治療」的專業，也是呂旭立基金會與「心靈工坊」的董事，持續在精神醫學與諮商輔導的領域裡，做著同志運動。二哥曾到全台灣各大專院校談同志的自我認同，也積極針對諮商輔導系的同志諮商、家庭輔導等課程進行督導，並實際把這些老師、學生們都帶到Funky，真正接觸、認識同性戀。早期楊捷創立的「關愛之家」與愛滋議題的諮商輔導，他也出錢出力，亦曾參與過熱線老年同志小組的分享活動。 二哥曾主持過兩個電台的同志節目，一個是95到96年間，飛碟電台前身的「洋港電台」，由陳小霞製作的心情分享節目「午夜香吻」，二哥哼起白光的「醉在你的懷中」，解釋這是首有著一夜情味道的歌曲；另一個則是2001年主持台北之音「給時間」（Gay time）節目，這是週一～五的帶狀節目，二哥常常經營Funky到一半，帶著酒味上節目，下節目又繼續回到Funky。他也曾到黎明柔的「人來瘋」作客，因為雷夢娜正是過去「給時間」的製作成員。 對遊行的看法：世代不同的形象 在2003年的第一屆遊行中，二哥與阿哲借用「霸王別姬」來展現華人以扮妝的方式，呈現性別議題。在之後遊行的籌辦中，二哥也曾串連藝人拍攝宣傳短片，並在遊行中以同志商家的身份，贊助飲用水。 在運動的籌備中，不免因理念、路線不同，導致不同的選擇與作法。有時世代差異也代表做事方法與思考切入點的迥異。二哥認為同運應該要結合有用的相關資源、財力與政治人物，進行有效、廣泛的連結；但對年輕世代而言，保有運動的獨立性與議題言說的自由，更加重要。當二哥提出「遊行主題不要太政治化」的看法，卻正反應年輕世代意欲撼動既有不平等結構的激進性。 提到遊行，他認為主要有二點：第一，遊行中，LGBTQ社群要傳達什麼訊息給社會？第二，和世界接軌。二哥說，社群不能只是說出「我是同性戀」，打出悲情或同情票。反而應該要健康、正面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論是先天基因還是後天養成論，都是正常的，不要被從小到大教育中的文字毒害。而同志被欺負的一面，也要去爭取。 每年遊行，是否只有水男孩的小褲褲？或只有變裝皇后？應該思考意義何在。同時，主題不要太政治化，像國外都是園遊會般的嘉年華，呈現快樂、健康的一面，融入社會。二哥提醒，過度的熱情可能也是一種被壓抑情感的表現，而當社群越來越正面，很多悲情的負面印象也會跟著消失。 最後，他提到，每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形象，他已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無法代表年輕一代的看法。然而，他曾為同運付出的，點點滴滴已經在歲月中及許多人的生命裡，發酵。 延伸閱讀：二哥口述、賴正哲著，〈Funky．二哥、賴麗麗．同志運動〉，收於《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1990-2001》（心靈工坊，2002）

以同運前輩稱呼賴正哲（以下簡稱阿哲）一點也不為過，在早期社會對「同志」身分仍避之唯恐不及時，阿哲即開始經營一家專屬於同志族群的書店，並投身於同志運動。當被問及第一屆同志遊行（2003年）之前的社會氛圍，及那時累積的運動能量如何促發首次遊行，如同「同運活寶典」的他描繪出網路尚未發達、各種組織活動蓬勃生長的社運年代： 「那時候的氛圍跟現在非常不一樣，網路還沒那麼發達；簡單來說，同運最早是在1990年代成立的《我們之間》雜誌開始發聲，後來經過整個90年代的洗禮，同志諮詢熱線、同光教會也成立了，很多組織慢慢形成、運作，那時候大家就聚在一起想，書店、酒吧都有了，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呢？剛好那時候公部門有一筆經費，而當時世界各地的大都市已有同志遊行，但臺灣還未舉辦過。」 阿哲認為遊行在當時別具意義，因為是「一項公眾的活動，或是說『現身』的機會，同志需要集體地出現在公共領域，社會才會明白真的有這麼一個族群。」 在多年參與籌備遊行的過程中，阿哲覺得第五屆遊行（2007年）可說是個轉捩點，那時他與王蘋、喀飛、大尾、嘉雯在性別人權餐會結束後，討論該怎麼才好？當時已是六月，距離九月的遊行日期不到三個月，時間非常倉促；沒想到那一年開始，遊行變得聲勢浩大、相當有組織性，嘉雯在當時幾乎一個人負擔起所有行政工作。那是第一次做彩虹地景，也就是遊行群眾有個集體行動，在忠孝東路上舉起旗子、拼出六色彩虹旗。 「說來也好笑，同志文化本來就是五彩繽紛、怪裡怪氣什麼都有，而非集體做同一件事；做彩虹地景卻有點像是我們國高中時代運動會舉牌的行為。但那時候因為希望在媒體上有一些特別的畫面呈現，所以做了彩虹地景，後來演變成每年同志遊行都會固定發想的行動。印象中是在那一年之後，參與遊行的人數有所突破，大家也不再像第一屆參加時那樣遮遮掩掩了。也很感謝早期頭幾次的遊行發起人，因為他們辛苦地接續，遊行才沒有中斷。」 他也提及每年遊行路線的變化及與空間本身意義的連結；第一年從二二八公園走到紅樓，起終點皆為同志聚集地點，路線雖短，但以當時的社會氛圍來說，已是一大突破。後來覺得應該要與社會大眾對話，所以路線選在人潮眾多的忠孝東路，遊行終點也曾落在市政府、國父紀念館；近幾年都選在凱道總統府前，阿哲強調：「我覺得意義重大的是，我們（同志）在凱道辦活動，使臺灣社會在國際人權的面貌更多元化。」 參與第一屆遊行時，阿哲特地扮裝為虞姬，一方面紀念同年四月一日去世的張國榮，另一方面也刻意凸顯同志文化中的扮裝反串元素，因為「性別本應被不斷嘲諷、翻轉，具備各種可能性與想像的具體實踐」。如此一來，扮裝不僅只是為了參與遊行而「打扮得漂漂亮亮」，更是透過行動展現訴求，因為「遊行是很有力量、爭取群眾權利的活動！」

Pendeta Gay Mengungkapkan Keterkejutannya atas Pernyataan Paus tentang Komunitas LGBTQ dan Menyerukan Dialog yang Lebih Mendalam Penerimaan terhadap komunitas LGBTQ semakin meningkat di masyarakat saat ini, namun ketika kemajuan ini bertemu dengan konsep tradisional dalam ranah agama, hal ini menciptakan serangkaian kontradiksi dan tantangan. Baru-baru ini, seorang imam yang terbuka sebagai gay mengungkapkan keterkejutan dan kesedihannya atas bahasa ofensif yang digunakan Paus Fransiskus dalam sebuah diskusi dengan para uskup Italia. Insiden ini tidak hanya menarik perhatian luas, tetapi juga menghidupkan kembali perdebatan tentang hubungan antara agama dan minoritas seksual. Dalam diskusi tersebut, Paus Fransiskus dilaporkan menyebutkan bahwa "ada terlalu banyak orang Frochagini di seminari," sebuah pernyataan yang sangat kontroversial. Penggunaan kata "Frochagini", yang memiliki konotasi merendahkan dalam bahasa Italia dan digunakan secara eksklusif untuk merujuk pada homoseksual pria, tidak diragukan lagi menyinggung dan diskriminatif. Sebagai tanggapan, Vatikan menjawab bahwa Paus mengetahui adanya laporan tersebut, tetapi menekankan bahwa Paus tidak pernah bermaksud menggunakan bahasa homofobia untuk mengekspresikan dirinya dan meminta maaf kepada mereka yang merasa tersinggung karenanya. Imam itu mengatakan bahwa meskipun ia menyambut baik permintaan maaf Paus, insiden itu tidak diragukan lagi telah menyebabkan kerusakan serius pada keterbukaan Paus yang belum pernah terjadi sebelumnya kepada anggota komunitas LGBTQ. Dia menekankan bahwa untuk memahami keseriusan penggunaan fitnah oleh Paus, penting untuk membedakan antara maksud dan dampak dari perkataannya. Meskipun beberapa pihak mencoba meremehkan insiden ini sebagai pilihan kata yang tidak tepat atau penggunaan bahasa yang tidak tepat, tidak diragukan lagi bahwa penggunaan bahasa seperti itu tidak berperikemanusiaan dan telah menyebabkan kerusakan kemanusiaan yang serius serta kerugian bagi kelompok minoritas seksual. Selain itu, imam itu menunjukkan bahwa kebijakan Vatikan tentang apakah pria gay yang terbuka harus diterima di seminari mengabaikan kenyataan bahwa ada banyak imam dan uskup gay yang dengan setia dan murah hati melayani Gereja. Dari pengalamannya sendiri selama lebih dari 40 tahun dalam imamat, orientasi seksual bukanlah masalah yang menentukan keefektifan pelayanan, dan juga tidak boleh menjadi satu-satunya alasan untuk melarang pria masuk seminari. Akhirnya, imam itu mengajukan pertanyaan mendalam: Apakah kaum gay, lesbian, biseksual, transeksual, dan kuli benar-benar dianggap sebagai anggota Gereja yang setara sepenuhnya? Dia berpendapat bahwa pernyataan Paus Fransiskus dan kebijakan di baliknya menunjukkan bahwa masih ada batasan dan kondisi yang signifikan dalam penerimaan Gereja terhadap minoritas seksual. Dalam menghadapi kontroversi ini, pendeta tersebut meminta Paus untuk mendengarkan langsung para imam homoseksual dengan hati yang terbuka dan benar-benar melihat mereka sebagai bagian dari Gereja. Hanya melalui dialog yang mendalam dan mendengarkan, Gereja dapat benar-benar menjadi tempat yang ramah bagi semua orang.

Paus Fransiskus meminta maaf karena menggunakan istilah yang merendahkan tentang pastor gay Vatikan (AP) - Dalam sebuah pernyataan baru-baru ini, Paus Fransiskus meminta maaf kepada publik karena menggunakan kata-kata yang merendahkan tentang homoseksualitas, sebuah tindakan yang memicu perdebatan luas tentang posisi Gereja Katolik tentang imam gay. Insiden ini menyoroti kontradiksi antara ajaran resmi Gereja dan kenyataan: di satu sisi, Gereja melarang pria gay memasuki seminari dan menjadi imam; di sisi lain, diketahui bahwa banyak klerus yang gay dan lesbian dan bahwa banyak umat Katolik LGBTQ+ ingin dapat berpartisipasi penuh dalam kehidupan Gereja dan sakramen. Juru bicara Vatikan Matteo Bruni mengkonfirmasi bahwa komentar Fransiskus menarik perhatian media secara luas setelah dia berbicara kepada para uskup Italia dalam sesi tertutup pada tanggal 20 Mei. Kontroversi terjadi setelah Fransiskus dilaporkan menggunakan kata "homo" dalam bahasa Italia yang menghina untuk menggambarkan homoseksualitas dalam pertemuan tersebut. Dalam sebuah pernyataan, Bruni mengatakan bahwa Paus Fransiskus tidak pernah berniat untuk mengekspresikan dirinya dalam istilah-istilah homofobia dan meminta maaf kepada mereka yang merasa tersakiti oleh komentarnya. Namun, keprihatin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insiden ini melampaui kata-kata spesifik yang digunakan oleh Paus dan menyentuh sikap Gereja secara keseluruhan terhadap pendeta homoseksual. Natalia Pepetoli Lee, ketua Departemen Studi Agama di Manhattan College, menunjukkan bahwa desakan Gereja untuk melarang pria gay melayani sebagai imam mengabaikan fakta bahwa banyak imam gay yang berbakat dan hidup membujang sudah melayani di Gereja. Dia berpendapat bahwa komunitas LGBTQ+ sering kali menjadi sasaran empuk Vatikan, termasuk Paus. Paus Fransiskus dikenal di masa lalu karena penjangkauan yang dilakukannya terhadap umat Katolik LGBTQ+, termasuk komentarnya yang terkenal "Siapa saya untuk menghakimi" dan seruannya untuk mengakhiri undang-undang anti-gay. Namun, komentar-komentarnya yang sesekali muncul terus menimbulkan ketersinggungan bagi komunitas LGBTQ+ dan para pendukungnya. Bagi organisasi-organisasi yang mendukung LGBTQ+ Katolik, permintaan maaf Fransiskus merupakan langkah positif, tetapi mereka terus mempertanyakan posisi fundamental Paus dan larangan menyeluruh terhadap pendeta homoseksual. Mereka menyerukan diskusi yang lebih dalam, dengan memanfaatkan pengalaman orang-orang untuk memperdalam pemahaman tentang isu-isu LGBT. Insiden ini sekali lagi menyoroti tantangan yang dihadapi Gereja Katolik dalam merangkul penganut LGBTQ+ dan ketegangan antara Gereja dan nilai-nilai masyarakat modern. Seiring dengan perkembangan masyarakat, bagaimana Gereja Katolik dapat menyesuaikan posisinya agar lebih inklusif dan menerima semua orang percaya akan menjadi topik diskusi yang berkelanjutan.

探索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有可能成為三人組的 4 個原因 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愛情和關係的形式正變得越來越豐富多彩。特別是在同性戀社區中，三人關係似乎比在異性戀社區中更為常見。但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有可能成為三人組呢？本文將探討這一現象背後的四個主要原因。 首先，對於許多長期同性戀伴侶來說，引入第三個人可以為他們的關係增添新的情趣。這種安排允許伴侶們在保持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的同時，探索新的性冒險和情感連接。這種方式創造了一個既安全又舒適的環境，讓關係中的每個人都能感到興奮和滿足。 其次，許多人對於愛情和關係持有多元化的觀點。他們認為，愛上兩個人並不比愛上一個人更難，並且拒絕接受社會對於一夫一妻制的傳統期望。對這些人來說，與兩個人建立深厚的情感和身體上的聯繫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第三，從經濟角度來看，三人關係也有其實際的好處。當三個人共享生活開銷時，每個人的負擔都會相對減輕，從而提高了生活品質。這種經濟上的共享不僅限於日常開銷，也包括了能夠享受更多奢侈品和假期旅行的可能性。 最後，酷兒社區的成員往往在探索自我和關係形式上更加開放和創新。經歷了對抗社會期望和壓力的成長過程後，許多同性戀者選擇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愛。對他們來說，三人關係是對自由、獨立和個人選擇的一種肯定。 總的來說，同性戀社區中三人關係的普及反映了對於愛情和關係多元化的探索和接受。雖然這種關係形式並不適合所有人，但對於那些尋求突破傳統束縛、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來說，它提供了一種獨特且滿足的選擇。在愛的世界裡，沒有一種形式是適合所有人的，重要的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那一種。

芝加哥男子承認跨州計劃中對男同性戀者進行性剝削，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學學生 在當今數位時代，網路交友已成為許多人尋找伴侶的常見方式。然而，隨著其普及性增加，相關的安全問題也隨之浮現。最近，一起發生在芝加哥的案件凸顯了使用交友應用時潛在的風險。 週三，28歲的奧莫魯伊·烏瓦迪亞（Omoruyi Uwadiae）在哥倫布美國地方法院承認，他參與了一項跨州計劃，透過網路對男同性戀者進行性剝削，其中包括至少一名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生。烏瓦迪亞面臨包括網路跟蹤在內的22項刑事指控，並將在稍後被判刑。 根據認罪協議，烏瓦迪亞承認了八項網路跟蹤罪、七項旨在勒索的州際通信罪名以及七項非法使用身分識別手段的罪名。這些罪行的嚴重性不容忽視，每項網路跟蹤和非法使用身分識別罪名最高可判處五年徒刑，而每項敲詐勒索罪名最高可判處兩年監禁。 案件細節顯示，2019年，烏瓦迪亞透過網路與至少8名受害者進行交流。受害者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向他發送露骨的色情照片或影片。然而，收到這些圖像或影片後，烏瓦迪亞便開始威脅受害者，告訴他們他會將這些照片或影片發送給朋友、家人或雇主，並至少對這些威脅進行一次跟進。 在某些情況下，烏瓦迪亞要求金錢，否則就威脅要公開受害者的照片或影片。如果受害者拒絕付款，他甚至會要求與受害者見面進行性接觸，或強迫他們做出有罪的陳述，例如承認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以此來進一步控制他們。 這起案件不僅揭露了在線交友平台潛在的風險，也提醒使用者在分享個人資訊前必須格外謹慎。在享受網路帶來的便利與機會的同時，保護自己的隱私和安全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此案也提醒我們，面對網路勒索和騷擾，及時報警並尋求幫助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步驟。

聯邦政府放寬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捐贈器官和血液規定，但捐贈組織限制仍存 在過去幾年中，聯邦政府對於可以安全捐贈器官和血液的規定進行了重大調整，特別是針對與另一名男子發生性關係的男性。2020年和2023年的改變減少了對這一群體的限制，這被視為一個進步的步驟。然而，對於捐贈組織的限制仍然存在，這引起了許多倡導者、立法者和團體的關注和沮喪。 捐贈組織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術語，涵蓋從人類的眼睛到皮膚和韌帶的所有內容。特別是，致力於消除角膜捐贈障礙的倡導者表示，他們對於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沒有聽取他們的呼籲感到沮喪。這些團體多年來一直要求FDA將延遲期從五年縮短到90天，這意味著與另一名男子發生性行為的男子可以捐贈組織，只要在發生性行為後三個月內沒有再次發生這種行為。 謝麗爾·J·摩爾（Sheryl J. Moore）是主張放寬限制的最響亮人士之一。自從2013年她16歲的兒子去世以來，她就一直是一名倡導者。她的兒子AJ的內臟器官已成功捐贈給7人，但他的眼睛卻因為捐贈網絡提出的一個問題而被拒絕：“AJ是同性戀嗎？” 摩爾和科羅拉多州的醫生小邁克爾·普恩特發起了一項名為“同性戀眼睛合法化”的運動，引起了全國眼科組織和立法者的關注。普恩特指出，考慮到潛在捐贈者愛滋病毒檢測能力的進步，目前的捐贈者指南是荒謬的。他強調，同性戀者可以捐贈整個心臟進行移植，但卻不能只捐贈心臟瓣膜，這本質上是一項絕對禁令。 這些政策最初是在30年前設定的，目的是作為預防愛滋病毒傳播的一種手段。然而，隨著科學的進步，這些政策的合理性已經受到質疑。現在，主張改變這些政策的人士認為，這些政策是不必要的，而且具有歧視性，因為它們關注的是特定人群，而不是已知會增加愛滋病毒風險的特定行為。 儘管自2022年以來，FDA生物製品評估和研究中心已將組織指南的修改列入其議程，但至今尚未採取行動。這種遲緩的反應引起了立法者的不滿，他們認為目前的推遲政策使男同性戀者長期蒙受恥辱，並主張應該基於個性化的風險評估。 FDA在回應中表示，雖然眼科手術導致愛滋病毒傳播的絕對風險似乎很小，但相對風險仍然存在。該機構強調，它定期審查捐贈者篩選和測試，並根據技術和不斷發展的科學知識，確定哪些改變是適當的。 然而，許多人仍然希望看到更多的進步和改變，以消除對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捐贈組織的不必要障礙，並確保所有人都有機會通過捐贈來拯救生命。

Drew Barrymore Sudah 28 Tahun Ingin Membuat Sekuel Wizard of Oz Drew Barrymore sudah lama menyukai sekuel Wizard of Oz. Sejak pemutaran perdananya pada tahun 1939, The Wizard of Oz telah menjadi salah satu film yang paling dicintai dan berpengaruh dalam sejarah Hollywood. Keajaiban, musik, dan karakternya yang abadi telah tertanam di hati banyak penonton dan telah mengilhami berbagai prekuel, sekuel, dan reinterpretasi. Namun, kecintaan Drew Barrymore pada kisah klasik ini, dan keinginannya yang terus menerus untuk membuat sekuelnya, mungkin merupakan yang paling unik dan abadi. Dalam sebuah wawancara baru-baru ini dengan Us Weekly, Drew Barrymore, seorang aktris dan produser ulung, mengungkapkan bahwa ia telah menghabiskan 28 tahun terakhir untuk membuat sekuel The Wizard of Oz yang berjudul Surrender Dorothy. Berita ini tidak diragukan lagi merupakan kejutan yang menyenangkan bagi para penggemar The Wizard of Oz, karena ini mengungkapkan kemungkinan adanya babak baru yang akan diceritakan oleh seseorang yang sangat menyukai cerita tersebut. Menurut Drew, Surrender Dorothy merupakan salah satu naskah pertama yang ia kembangkan saat ia mendirikan perusahaan produksinya, Flower Films, pada tahun 1995. Kecintaannya pada cerita ini begitu dalam sehingga dia menggambarkannya sebagai sesuatu yang sangat pribadi baginya. Alur cerita film ini melibatkan Penyihir Jahat dari Barat yang selamat dari peleburan air dan melarikan diri ke New York di zaman modern untuk mencari sandal ruby. Sandal ini sekarang dimiliki oleh Dorothy yang diperankan oleh Drew, cicit dari Dorothy. Perlu dicatat bahwa sekuel ini akan menjadi kelanjutan langsung dari film aslinya, karena melibatkan sandal ruby - elemen yang hanya muncul dalam film tahun 1939, bukan dalam buku asli Oz karya L. Frank Baum. Detail ini menunjukkan komitmen Drew untuk menjaga kesinambungan cerita dan menghormati karya aslinya. Meskipun Surrender Dorothy tidak pernah diproduksi, impian Drew untuk membawa cerita ini ke layar lebar tidak pernah hilang. Ia mengatakan bahwa sebagai seorang sutradara, ia akan memberikan apa pun untuk mewujudkan mimpi tersebut. Tekad dan kecintaannya yang mendalam pada cerita ini tidak diragukan lagi akan membuat sekuel potensial ini menjadi proyek yang sangat dinantikan. Sekarang, dengan Drew Barrymore yang sekali lagi mengungkapkan keinginannya untuk membuat sekuel The Wizard of Oz, kita tidak bisa tidak bertanya: Apakah para penonton siap untuk mengambil Yellow Brick Road sekali lagi dan menemukan kisah Oz yang sama sekali baru? Apakah Anda tertarik untuk melihat Penyihir Jahat dari Barat mencoba untuk mendapatkan kembali sandal delima miliknya? Jangan ragu untuk berbagi pemikiran dan harapan Anda di kolom komentar!

Blade Runner 3 Sambut Josh O'Connor, Andrew Scott, dan Carly Spaeny di Netflix pada tahun 2025 Siap untuk lebih banyak ketegangan dan kejutan? Dengan pemeran dan cerita baru yang akan hadir di Blade Runner 3, mari kita lihat apa saja yang ada dalam sekuel yang telah lama ditunggu-tunggu ini! Sejak perilisan film pertamanya pada tahun 2019, seri Blades Unsheathed telah memenangkan hati para penonton dengan gaya yang unik dan alur cerita yang menarik. Melanjutkan seri ini, film ketiga, Dead Man Waking, akan kembali dibintangi oleh Daniel Craig sebagai detektif gay Selatan favorit kita, Benoit Blank, dan menyambut Josh O'Connor, Andrew Scott, dan Carly Spaeny ke dalam keluarga. ### Bintang-bintang baru bergabung dalam keseruan! Josh O'Connor terkenal dengan penampilannya di God's Own Country, dan dia selanjutnya akan memamerkan bakatnya di Blade Runner 3. Carly Spaeny, yang baru saja berperan sebagai Priscilla Presley dalam film Sofia Coppola 'Priscilla', tidak diragukan lagi akan menambah warna dalam film ini. Adapun Andrew Scott, terkenal karena perannya sebagai pendeta di Fleabag dan baru-baru ini menerima banyak perhatian untuk penampilannya dalam serial Netflix Ripley. ### Warisan Bertabur Bintang Serial Ripley dikenal dengan para pemerannya yang bertabur bintang. Dari Chris Evans dan Jamie Lee Curtis hingga Ana de Armas, setiap pemeran menambahkan kharisma unik mereka ke dalam film. Sekuelnya, The Glass Onion: The Mystery of the Sheathed Blade, melanjutkan tradisi ini dengan wajah-wajah baru seperti Janelle Monáe, Dave Bautista, Kate Hudson dan Kathryn Hahn. Sekarang, dengan akan dirilisnya Dead Man Waking, kami berharap dapat melihat lebih banyak lagi bintang baru. ###...

Pedro Pascal Akan Berpartisipasi dalam Album Terbaru Omar Apollo 'God Says No' Kolaborasi crossover bukanlah hal yang baru dalam industri musik dan film saat ini. Namun, pengumuman bahwa aktor terkenal Pedro Pascal akan tampil dalam album penyanyi yang dinominasikan Grammy, Omar Apollo, yang akan datang, God Said No, tetaplah menarik. Ini bukan hanya kolaborasi lintas batas antara industri musik dan film, tetapi juga pertukaran budaya dan bahasa. Pedro Pascal, yang terkenal dengan penampilannya di The Last of Us, akan tampil dalam kapasitas baru di album Omar Apollo. Aktor dan legenda serba bisa ini akan tampil dalam album tersebut dan bahkan ada sebuah lagu berjudul "Pedro" dalam album tersebut. Belum jelas apakah Pascal akan tampil secara langsung dalam lagu tersebut, namun kolaborasi ini tentu saja menimbulkan banyak ekspektasi. Pascal mengatakan bahwa Omar adalah teman yang sangat baik dan dia menyukai musiknya. Keduanya dibesarkan sebagai dwibahasa, yang membuat hubungan budaya dan bahasa yang lebih dalam. Sangatlah bermanfaat bagi Pascal untuk menjadi teman Omar dalam perjalanan kreatifnya dan saling mendukung sebagai teman, seniman, orang Latin dan penutur bahasa Spanyol. Album baru Omar Apollo, God Says No, akan dirilis pada tanggal 28 Juni. Album ini merefleksikan dua tahun terakhir dalam hidupnya dan ia sangat bersemangat untuk berbagi pengalaman ini melalui musik. Album ini tidak hanya menampilkan Pedro Pascal, tapi juga Mustafa, penyair dan penyanyi berdarah Sudan-Kanada, yang menunjukkan bahwa ini adalah pertemuan multikultural. Omar menjelaskan bahwa judul album ini, God Says No, merupakan permainan dari frasa bahasa Spanyol "Lo que será, será" (Akan jadi, akan jadi). Ungkapan tersebut diucapkan kepadanya oleh seorang teman ketika ia mengalami putus cinta, sehingga album ini tidak hanya sekadar kumpulan lagu, tetapi juga sebuah rangkaian narasi yang harus didengarkan dari awal hingga akhir. Selama setahun terakhir, Apollo telah menjadi bahan pembicaraan karena tanggapannya yang lucu terhadap komentar-komentar beracun seputar umpan kool-aid selebriti. Kejujuran dan humornya telah membuatnya mendapatkan banyak dukungan di media sosial, serta meningkatkan perhatian terhadap musik dan merek pribadinya. Dengan semakin dekatnya tanggal perilisan God Said No, para penggemar tidak diragukan lagi sangat antusias untuk mendengarkan apa yang Pedro Pascal siapkan untuk album ini. Kerja sama lintas negara ini bukan hanya sebuah inovasi musik, tetapi juga merupakan demonstrasi pertukaran budaya dan bahasa yang indah. Mari kita nantikan perilisan album ini dan saksikan bagaimana kedua seniman ini melintasi batas dalam menciptakan musik yang indah melalui kreasi mereka.

Perjuangan Joseph Tito: Perjalanan dari Pemain Kedua Jets hingga Menjadi Seorang Ayah Menjadi orang tua dalam masyarakat saat ini merupakan jalan yang menantang dan tidak terduga bagi banyak orang, terutama bagi pria gay yang masih lajang seperti saya. Kisah saya mungkin bisa memberikan secercah harapan dan keberanian bagi mereka yang mengalami hambatan dalam upaya menjadi orang tua. Buku Joseph Tito, From Jet Ski Users to Fathers, bukan hanya sebuah kisah pribadi tentang perjalanannya menjadi seorang ayah, tetapi juga sebuah refleksi dari sikap dan hukum masyarakat saat ini tentang menjadi orang tua bagi kaum gay dan lesbian. Dalam buku ini, Tito berbagi perjalanannya menjadi ayah melalui ibu pengganti di Kenya dan tantangan-tantangan yang ia hadapi di sepanjang perjalanannya. Kisah Tito dimulai ketika dia hampir menyelesaikan semua persiapan untuk menyambut kedatangan bayi barunya. Namun, hanya sepuluh hari sebelum ia akan meninggalkan rumah sakit, ia menerima email yang mengejutkan yang memberitahukan bahwa untuk membawa bayinya keluar dari rumah sakit, ia harus ditemani oleh seorang pendamping wanita - dan pendamping tersebut haruslah "istrinya". Ini merupakan pukulan besar bagi Tito, yang telah memilih Kenya karena negara ini dianggap ramah terhadap orang tua gay dan pria lajang. Permintaan itu tidak hanya sulit dipercaya, tetapi juga sangat menghina. Tito telah menghabiskan seluruh hidupnya untuk mencoba dilihat dan diterima apa adanya, dan sekarang dia dipaksa untuk menyembunyikan identitas aslinya hanya untuk menjadi seorang ayah. Pengalaman itu membuatnya merasa marah, kecewa dan, di atas segalanya, sangat dikhianati. Menghadapi situasi ini, Tito merasa tidak ada jalan keluar. Jika dia tidak menuruti permintaan yang tidak masuk akal ini, dia tidak akan bisa mendapatkan anaknya kembali. Namun, ia sama sekali tidak mau membayar orang asing untuk memainkan peran sebagai "istrinya". Hal ini membuatnya berada dalam dilema. Kisah Tito melambangkan kenyataan yang dihadapi oleh banyak orang tua gay. Dalam usaha mereka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mereka tidak hanya menghadapi keterbatasan biologis, tetapi juga hambatan sosial dan hukum. Namun, kisah Tito juga memberi kita harapan bahwa adalah mungkin untuk menemukan jalan kita sendiri melalui ketekunan dan keberanian, bahkan dalam menghadapi banyak rintangan. Dalam kisah ini, kita melihat prasangka dan ketidakadilan terhadap orang tua gay dan lesbian, serta ketekunan seseorang dalam cinta dan keluarga. Pengalaman Tito mengingatkan kita bahwa jalan menuju menjadi orang tua penuh dengan tantangan, tetapi cinta dan ketekunan dapat membantu kita mengatasinya dan menemukan kebahagiaan kita sendiri. Saya membagikan kisah ini bukan hanya agar lebih banyak orang memahami penderitaan orang tua gay dan lesbian, tetapi juga untuk menginspirasi mereka yang mengalami kesulitan dalam upaya menjadi orang tua agar tidak putus asa dan tetap gigih dalam meraih impian mereka. Karena di hadapan cinta, tidak ada yang tidak mungkin.

Legislator independen mengalami pelecehan yang belum pernah terjadi sebelumnya, termasuk pesan suara yang memintanya untuk bunuh diri Kebebasan berbicara adalah hak yang berharga dalam masyarakat saat ini, tetapi batasannya ditantang ketika kebebasan tersebut disalahgunakan untuk menyakiti dan menyerang orang lain. Baru-baru ini, anggota parlemen independen Alex Greenwich menjadi target serangan semacam itu, yang mengungkapkan kompleksitas sikap masyarakat terhadap kebebasan berbicara dan ujaran kebencian. Anggota parlemen Greenwich mengungkapkan di pengadilan bahwa dia telah mengalami pelecehan yang belum pernah terjadi sebelumnya, yang dimulai dengan tweet homofobia oleh Mark Latham. Setelah tweet tersebut, Greenwich menerima sejumlah pesan suara yang bernada pedas, beberapa di antaranya bahkan memintanya untuk bunuh diri. Isi dari sebagian besar pesan suara tersebut terlalu vulgar dan menyinggung untuk diulangi di depan umum. Pada hari terakhir persidangan pencemaran nama baik di pengadilan federal, pengacara Greenwich, Matthew Collins KC, memutar pesan-pesan tersebut, termasuk yang menyuruh Greenwich untuk melompat dari tebing. Pesan-pesan ini tidak hanya menunjukkan tekanan psikologis yang dialami Greenwich, tetapi juga mencerminkan ketakutan yang masih ada di masyarakat. Greenwich melancarkan aksi pencemaran nama baik terhadap Latham, mantan pemimpin Partai One Nation NSW, karena memposting komentar yang menyinggung tentang Greenwich dalam sebuah artikel yang kemudian dihapus. Tanggapan Latham adalah, "Menjijikkan?" dan membuat komentar serampangan tentang perilaku seksual. Tim Greenwich juga merujuk pada tweet yang diposting pada hari-hari setelah pemilihan Maret dan email berikutnya yang dikirim ke politisi yang berisi serangan dan penghinaan lebih lanjut terhadap Greenwich. Isi dari email-email tersebut merujuk pada tinja, sebuah referensi langsung ke tweet yang diposting oleh Latham pada tahun 2023. Pengacara Greenwich mengatakan kepada pengadilan bahwa mereka yakin sejumlah besar anggota komunitas telah marah dengan komentar-komentar ofensif tersebut, yang membuktikan bahwa reputasi Greenwich telah rusak parah. Mereka juga membantah argumen yang diajukan oleh pengacara Latham bahwa komentar-komentar ofensif tersebut hanya berasal dari orang-orang yang memang tidak menyukai Greenwich. Kasus ini bukan hanya serangan terhadap Greenwich secara pribadi, tetapi juga merupakan ujian terhadap batasan antara kebebasan berbicara dan ujaran kebencian. Kasus ini menjadi pengingat bahwa meskipun kebebasan berpendapat adalah hak yang penting, namun harus digunakan dengan tanggung jawab agar tidak merugikan orang lain. Di Australia, Crisis Support Services Lifeline memberikan bantuan kepada 13 11 14 Di Amerika Serikat, National Suicide Prevention Lifeline menyediakan

Pendeta Gay Mengungkapkan Keterkejutannya atas Pernyataan Paus tentang Komunitas LGBTQ dan Menyerukan Dialog yang Lebih Mendalam Penerimaan terhadap komunitas LGBTQ semakin meningkat di masyarakat saat ini, namun ketika kemajuan ini bertemu dengan konsep tradisional dalam ranah agama, hal ini menciptakan serangkaian kontradiksi dan tantangan. Baru-baru ini, seorang imam yang terbuka sebagai gay mengungkapkan keterkejutan dan kesedihannya atas bahasa ofensif yang digunakan Paus Fransiskus dalam sebuah diskusi dengan para uskup Italia. Insiden ini tidak hanya menarik perhatian luas, tetapi juga menghidupkan kembali perdebatan tentang hubungan antara agama dan minoritas seksual. Dalam diskusi tersebut, Paus Fransiskus dilaporkan menyebutkan bahwa "ada terlalu banyak orang Frochagini di seminari," sebuah pernyataan yang sangat kontroversial. Penggunaan kata "Frochagini", yang memiliki konotasi merendahkan dalam bahasa Italia dan digunakan secara eksklusif untuk merujuk pada homoseksual pria, tidak diragukan lagi menyinggung dan diskriminatif. Sebagai tanggapan, Vatikan menjawab bahwa Paus mengetahui adanya laporan tersebut, tetapi menekankan bahwa Paus tidak pernah bermaksud menggunakan bahasa homofobia untuk mengekspresikan dirinya dan meminta maaf kepada mereka yang merasa tersinggung karenanya. Imam itu mengatakan bahwa meskipun ia menyambut baik permintaan maaf Paus, insiden itu tidak diragukan lagi telah menyebabkan kerusakan serius pada keterbukaan Paus yang belum pernah terjadi sebelumnya kepada anggota komunitas LGBTQ. Dia menekankan bahwa untuk memahami keseriusan penggunaan fitnah oleh Paus, penting untuk membedakan antara maksud dan dampak dari perkataannya. Meskipun beberapa pihak mencoba meremehkan insiden ini sebagai pilihan kata yang tidak tepat atau penggunaan bahasa yang tidak tepat, tidak diragukan lagi bahwa penggunaan bahasa seperti itu tidak berperikemanusiaan dan telah menyebabkan kerusakan kemanusiaan yang serius serta kerugian bagi kelompok minoritas seksual. Selain itu, imam itu menunjukkan bahwa kebijakan Vatikan tentang apakah pria gay yang terbuka harus diterima di seminari mengabaikan kenyataan bahwa ada banyak imam dan uskup gay yang dengan setia dan murah hati melayani Gereja. Dari pengalamannya sendiri selama lebih dari 40 tahun dalam imamat, orientasi seksual bukanlah masalah yang menentukan keefektifan pelayanan, dan juga tidak boleh menjadi satu-satunya alasan untuk melarang pria masuk seminari. Akhirnya, imam itu mengajukan pertanyaan mendalam: Apakah kaum gay, lesbian, biseksual, transeksual, dan kuli benar-benar dianggap sebagai anggota Gereja yang setara sepenuhnya? Dia berpendapat bahwa pernyataan Paus Fransiskus dan kebijakan di baliknya menunjukkan bahwa masih ada batasan dan kondisi yang signifikan dalam penerimaan Gereja terhadap minoritas seksual. Dalam menghadapi kontroversi ini, pendeta tersebut meminta Paus untuk mendengarkan langsung para imam homoseksual dengan hati yang terbuka dan benar-benar melihat mereka sebagai bagian dari Gereja. Hanya melalui dialog yang mendalam dan mendengarkan, Gereja dapat benar-benar menjadi tempat yang ramah bagi semua orang.

'Maestro': Kylie Mulligan dan Bradley Cooper bersinar dalam film tentang Leonard Bernstein ini Jika Anda tidak berhati-hati, Anda akan menjadi ratu tua yang kesepian, kata Kylie Mulligan dengan marah kepada Bradley Cooper, sebelum boneka tiup raksasa Snoopy lewat di depan jendela. Parade Hari Thanksgiving Macy's tidak menunggu siapa pun! Ini hanyalah salah satu momen unik dan penuh tawa tentang konduktor dan komposer ikonik Amerika, Leonard Bernstein, yang menumbangkan klise-klise film biografi yang membosankan. Ternyata, parade memberikan latar belakang yang pas untuk pertengkaran sengit antara seorang pria dan istrinya yang telah lama menderita, di mana dia tidak hanya mencaci maki, tetapi juga menghentikan parade heteroseksual seumur hidup suaminya. Kata "parade" juga dapat digunakan untuk menggambarkan komik Highland Camp karya Cooper. Gagasan bahwa keramaian para Libra memenuhi kebutuhan beracun dari .... Lydia Towers? Ini adalah sebuah pertunjukan, sebuah pertunjukan, dan oleh karena itu dapat dibenarkan secara berlebihan, dan semakin lucu karenanya. Sementara sebagian besar aktor berhati-hati untuk hanya memainkan versi yang berbeda dari diri mereka sendiri, Kubelnik tetap bertahan dan berani tampil beda. Meski begitu, penampilan karakternya benar-benar aneh dan perlu dipangkas. Faktanya, setiap film dengan pemeran yang menua secara dramatis akan mengalami kesulitan, dan ini tidak terkecuali. Pada akhirnya, Bernstein menjadi Barry Manilow yang berambut berlebihan. Tanggung jawabnya, tentu saja, ada di tangan sutradara Cooper. Hidung palsu yang memicu tuduhan "wajah Yahudi" pada bulan Agustus mengalihkan perhatian dari Bernstein, memberinya penampilan unik yang ditonjolkan oleh mata Cooper yang tajam dan gigi yang sempurna, yang mengingatkan kita pada seorang ibu rumah tangga sungguhan. Kemudian, saat film beralih dari hitam-putih ke warna-warna cerah Wizard of Oz, kulit cokelat permanen Bernstein terungkap. Saya melompat dari tempat duduk saya. Sejujurnya, itu mungkin momen yang dimaksudkan untuk mengejutkan dan menghibur. "Kylie Morrigan memiliki wibawa yang nyata sebagai Felicia yang lebih tua - dia selalu memiliki energi jiwa yang kuno, bahkan ketika dididik." Untungnya, Mulligan yang selalu sadar menyeimbangkan kelebihan Cooper. Ia berperan sebagai istri Leonard, aktris Felicia Montealegre. Pakaiannya saja sudah membuat film berdurasi dua jam sembilan menit ini menjadi berharga. Meskipun Mulligan tidak terlalu kontras dengan kebesaran Cooper, dan ada beberapa bagian yang mengendur. Bersama-sama, kedua orang yang tertawa cekikikan ini menikmati reaksi kimia yang menyenangkan. Dia juga memiliki gravitasi asli dari seorang Montealegre yang lebih tua - dia selalu memiliki energi jiwa yang tua, bahkan ketika berpendidikan - dan memberikan penampilan terbaik dalam 15 menit terakhir film. Di sini, sang maestro dengan canggung mengubah nadanya saat ia dengan cepat menceritakan perjalanan kanker Felicia. Akhir yang lebih baik mungkin adalah momen musik terakhir yang megah, ketika semua simbol runtuh, dengan pemain biola yang membenturkan kepalanya dan Cooper yang bersemangat dan hampir menggantung di atas sifon Mulligan. "Terlepas dari kekhawatiran yang berlebihan tentang pernikahannya, karakternya yang dingin dikembangkan melalui adegan-adegan yang kaya akan dialog dengan Felecia." Maestro Sementara itu, sikap Bernstein terhadap rahasia seksualitas yang terbuka sangat beragam. Hal ini tentu saja tidak dihindari. Bahkan, terlepas dari tantangan hukum pada masa itu, hal ini ditangani dengan sentuhan ringan yang menyenangkan di beberapa tempat. Suatu ketika, misalnya, Bernstein mendengkur pada bayi yang baru lahir - wajahnya begitu mengerikan, Anda siap untuk membuat bayi itu menangis - dan berkata, "Bolehkah saya memberitahukan sebuah rahasia? Saya tidur dengan kedua orang tuamu!" Di tempat lain, untuk merayakan panggilan telepon yang meluncurkan kariernya, dia memainkan rebana di pantat kekasihnya. (Adegan ini sangat terbawa ke dalam salah satu dari sekuens orkestra yang berlebihan). Namun ketika Matt Bomer memerankan kekasihnya, Anda akan dimaafkan jika membandingkan sang Maestro dengan teman seperjalanan seksi yang menjadi berita utama. Ini bukan seperti itu. Di sini, peran Matt tidak signifikan. Yang membuat frustasi, hubungan Bernstein dengan pria jarang digambarkan. Singkatnya, seharusnya lebih aneh lagi. Sayang sekali karena masih banyak yang bisa dieksplorasi, termasuk pertanyaan inti tentang bagaimana Bernstein melihat dirinya sendiri. Beberapa situs menyebutnya biseksual. Yang lain mengutip rekan penulis West Side Story-nya, Arthur Laurents, yang menyebutnya sebagai "pria homoseksual yang sudah menikah". Dia sama sekali tidak ragu-ragu tentang hal ini. Terlepas dari semua perhatian yang diberikan pada pernikahannya, karakternya yang dingin terungkap melalui adegan dialog yang kaya dengan Felicia, yang menjadi lebih dari sekadar teman, bukan kekasih. Apakah hubungan seks di luar nikahnya, penerimaan Felicia akan hal itu, dan cintanya yang terus berlanjut menunjukkan hubungan seksual yang lancar dan terbuka yang jauh dari konsep modern? Jutaan pemirsa Netflix akan segera mempertimbangkan pertanyaan-pertanyaan ini, dan ini sangat berharga. 3.5/5 The Master dirilis di Netflix pada 20 Desember.

Paus Fransiskus meminta maaf karena menggunakan istilah yang merendahkan tentang pastor gay Vatikan (AP) - Dalam sebuah pernyataan baru-baru ini, Paus Fransiskus meminta maaf kepada publik karena menggunakan kata-kata yang merendahkan tentang homoseksualitas, sebuah tindakan yang memicu perdebatan luas tentang posisi Gereja Katolik tentang imam gay. Insiden ini menyoroti kontradiksi antara ajaran resmi Gereja dan kenyataan: di satu sisi, Gereja melarang pria gay memasuki seminari dan menjadi imam; di sisi lain, diketahui bahwa banyak klerus yang gay dan lesbian dan bahwa banyak umat Katolik LGBTQ+ ingin dapat berpartisipasi penuh dalam kehidupan Gereja dan sakramen. Juru bicara Vatikan Matteo Bruni mengkonfirmasi bahwa komentar Fransiskus menarik perhatian media secara luas setelah dia berbicara kepada para uskup Italia dalam sesi tertutup pada tanggal 20 Mei. Kontroversi terjadi setelah Fransiskus dilaporkan menggunakan kata "homo" dalam bahasa Italia yang menghina untuk menggambarkan homoseksualitas dalam pertemuan tersebut. Dalam sebuah pernyataan, Bruni mengatakan bahwa Paus Fransiskus tidak pernah berniat untuk mengekspresikan dirinya dalam istilah-istilah homofobia dan meminta maaf kepada mereka yang merasa tersakiti oleh komentarnya. Namun, keprihatin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insiden ini melampaui kata-kata spesifik yang digunakan oleh Paus dan menyentuh sikap Gereja secara keseluruhan terhadap pendeta homoseksual. Natalia Pepetoli Lee, ketua Departemen Studi Agama di Manhattan College, menunjukkan bahwa desakan Gereja untuk melarang pria gay melayani sebagai imam mengabaikan fakta bahwa banyak imam gay yang berbakat dan hidup membujang sudah melayani di Gereja. Dia berpendapat bahwa komunitas LGBTQ+ sering kali menjadi sasaran empuk Vatikan, termasuk Paus. Paus Fransiskus dikenal di masa lalu karena penjangkauan yang dilakukannya terhadap umat Katolik LGBTQ+, termasuk komentarnya yang terkenal "Siapa saya untuk menghakimi" dan seruannya untuk mengakhiri undang-undang anti-gay. Namun, komentar-komentarnya yang sesekali muncul terus menimbulkan ketersinggungan bagi komunitas LGBTQ+ dan para pendukungnya. Bagi organisasi-organisasi yang mendukung LGBTQ+ Katolik, permintaan maaf Fransiskus merupakan langkah positif, tetapi mereka terus mempertanyakan posisi fundamental Paus dan larangan menyeluruh terhadap pendeta homoseksual. Mereka menyerukan diskusi yang lebih dalam, dengan memanfaatkan pengalaman orang-orang untuk memperdalam pemahaman tentang isu-isu LGBT. Insiden ini sekali lagi menyoroti tantangan yang dihadapi Gereja Katolik dalam merangkul penganut LGBTQ+ dan ketegangan antara Gereja dan nilai-nilai masyarakat modern. Seiring dengan perkembangan masyarakat, bagaimana Gereja Katolik dapat menyesuaikan posisinya agar lebih inklusif dan menerima semua orang percaya akan menjadi topik diskusi yang berkelanjutan.

新研究顯示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性的死亡率較異性戀女性更早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女同性戀和雙性戀女性的死亡率比異性戀女性年輕得多。這項研究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研究團隊從一項涵蓋了1945年至1964年間出生的護理女性的大型研究中提取了數據。在這項研究中，有90,833名女性透露了自己的性取向，其中89,821人（98.9%）被認為是異性戀，694人（0.8%）被認為是女同性戀，而318人（0.4%）被認為是雙性戀。 研究結果顯示，與異性戀女性相比，LGB女性的死亡率更早。其中，雙性戀女性的預期壽命最短，比異性戀女性早死37%。女同性戀女性的死亡時間比異性戀女性早20%，而整體來看，LGB女性的死亡時間比異性戀女性早26%。 這種死亡率的差異主要是由於廣泛的健康差異所導致的，包括酷兒女性在身體、心理和行為健康狀況上與異性戀女性相比普遍較差。報告指出，這些健康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LGBTQ+人群面臨的社會恥辱的影響。 報告強調：“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LGB）女性的身體、心理和行為健康狀況普遍比異性戀女性差。”這些差異是由於長期和累積的壓力源（包括人際和結構性恥辱）造成的，這些壓力源在整個生命過程中傳播和放大不良健康狀況，隨著個人年齡的增長，這些結果往往變得更加明顯。 研究人員對雙性戀女性與其同齡人之間的差距表示擔憂，並指出，由於雙性戀「比女同性戀取向更容易隱藏，因為許多雙性戀女性都有男性伴侶，因此與披露或保持秘密相關的壓力源對於雙性戀女性來說可能更為突出，因為她們較少比女同性戀女性更有可能向社交網絡透露自己的身份。 為了消除這些差異，報告建議需要在不加判斷的情況下對菸草、酒精和其他藥物使用進行篩檢和治療轉介。它還建議醫療保健從業者接受關於照顧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患者的強制性、文化背景的培訓。 報告最後指出：“LGB女性的健康差異是結構性和人際邊緣化的結果，這些邊緣化融入LGB女性的日常生活，系統性地損害了她們獲得醫療服務和健康促進行為的機會。”這提醒我們，為了實現真正的健康平等，社會、醫療系統和政策制定者必須共同努力，減少基於性取向的偏見和歧視，並提供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環境給所有人。

探索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有可能成為三人組的 4 個原因 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愛情和關係的形式正變得越來越豐富多彩。特別是在同性戀社區中，三人關係似乎比在異性戀社區中更為常見。但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有可能成為三人組呢？本文將探討這一現象背後的四個主要原因。 首先，對於許多長期同性戀伴侶來說，引入第三個人可以為他們的關係增添新的情趣。這種安排允許伴侶們在保持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的同時，探索新的性冒險和情感連接。這種方式創造了一個既安全又舒適的環境，讓關係中的每個人都能感到興奮和滿足。 其次，許多人對於愛情和關係持有多元化的觀點。他們認為，愛上兩個人並不比愛上一個人更難，並且拒絕接受社會對於一夫一妻制的傳統期望。對這些人來說，與兩個人建立深厚的情感和身體上的聯繫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 第三，從經濟角度來看，三人關係也有其實際的好處。當三個人共享生活開銷時，每個人的負擔都會相對減輕，從而提高了生活品質。這種經濟上的共享不僅限於日常開銷，也包括了能夠享受更多奢侈品和假期旅行的可能性。 最後，酷兒社區的成員往往在探索自我和關係形式上更加開放和創新。經歷了對抗社會期望和壓力的成長過程後，許多同性戀者選擇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愛。對他們來說，三人關係是對自由、獨立和個人選擇的一種肯定。 總的來說，同性戀社區中三人關係的普及反映了對於愛情和關係多元化的探索和接受。雖然這種關係形式並不適合所有人，但對於那些尋求突破傳統束縛、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來說，它提供了一種獨特且滿足的選擇。在愛的世界裡，沒有一種形式是適合所有人的，重要的是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那一種。